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的价值意蕴、困囿及路径选择

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在推动美丽中国进程、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拓展生态文明教育新场域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存在政策法规与管理体系不完善、内容和形式不丰富、教育合力尚未形成、人才培养不力等问题,应通过完善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法规和管理体系、丰富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内容和形式、打造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共同体、加强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等路径,提升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教育的长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城市建设价值意涵和实践意涵探析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城市建设在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全局性作用。人民城市现代化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涵和实践意涵。在价值意涵层面,人民城市建设体现出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价值,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思想所彰显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守正创新所彰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红色基因所彰显的自信自强精神价值。在实践意涵层面,人民城市建设体现出创新的实践意涵、绿色和开放发展的实践意涵、共享发展的实践意涵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意涵,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努力将城市打造成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文明和制度优势的展示窗口、绿色与开放交相辉映的高水平发展平台,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安全的现代化美丽家园。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城市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入城市现代化路径之中,彻底摒弃西方现代化城市建设以资本为中心的物质主义膨胀与精神堕落的老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重要表现载体。

创建文明城市对地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的准自然实验,依据2003—2021年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PSM-DID、安慰剂检验、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检验创建文明城市对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创建文明城市扩大了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增大了人口密度、提升了地区消费总量、降低了地区人均消费水平,且在城市商业发展水平、区位特征、常住人口规模方面具有异质性。鉴于此,应多措并举,因城施策,优化评选体系与复查机制,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强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促进创建文明城市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应。

“人民城市”的文明叙事与实践探索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西方的城市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变成了一个充满商品的空间,人的一切价值意义都以物作为衡量尺度,西方的城市发展走向异化。中国的城市概念自古以来与西方相异,近代以来,“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中实现重塑,并成为各项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指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将“人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和目的,逐渐探索出符合自身文化特点和实践经验的治理模式,最终形成了“人民城市”的治城理念,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文明的生动写照。“人民城市”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中实现制度奠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完善城市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实现人民主体的再造,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全国文明城市评比是我国最具典型代表的非经济领域锦标赛。基于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评比结果,运用2012—2021年我国66个地级市的数据,应用双重差分(DID)法,系统评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和稳健性结果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研究结果为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对经济增长提供了实证依据,为优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标准以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

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地级市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文明城市在改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选取中国278个地级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文明城市评选政策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活动显著降低了地级市约9.87%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促进了城市环境治理;“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可以通过增加科学支出来改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科学支出在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环境治理中发挥中介效应。

从多树种古树群中优选造林乡土树种研究——以怀化市为例

对怀化市156个古树群(含3个树种、15株古树以上)进行研究,分析树种和古树群结构特征,选择适宜在怀化市造林的乡土树种及配置模式。实地调查古树群,按照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株数和重要值计算树种得分,按分值优选造林树种。古树群以树种数、株数、平均胸径、平均树高计算分值,选取前20个古树群研究树种配置。选出枫香树、青冈、香樟、马尾松、黄连木、朴树、钩栲、木荷、银杏、甜槠等23种适宜造林的乡土树种。树种配置不固定到种,采取6种以上树种混交,喜光树种作先锋种,根据经营目的搭配中性和耐荫树种的模式。选出的造林乡土树种和树种配置模式,实用性强,可以为当地建设长期稳定的森林群落提供树种选择理论依据。

竞标与竞争: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研究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民生工程的根基。基于行政竞标制和政府标尺竞争理论,以2003-2018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应用准自然实验和空间杜宾模型方法,分析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基准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不仅能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有促进效应,它表明内部竞标和外部竞争是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作用机制。数据显示对于行政级别低、人口规模小、西部地区的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未来不仅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还要加大全国文明城市群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作用。

“生态锦标赛”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经验证据

“文明城市”评选是“生态锦标赛”的重要形式,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DDF-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析方法,测度2003-2019年中国24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借助“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文明城市”评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评选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等级越高,城市教育资源越丰富,“文明城市”评选的驱动效应就越明显。相较于资源型城市,“文明城市”评选的驱动效应对非资源型城市更加明显。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倒逼效应是“文明城市”评选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28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从城市品牌效应的视角出发,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视作外生政策冲击,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结合2001—2020年全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荣誉品牌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文明城市评选在提升地区人均国内旅游收入的同时,也使得人均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显著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等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所带来的城市品牌效应能够通过人口城镇化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两个渠道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城市、较高行政等级城市、较大人口规模城市获评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会对旅游业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地推动城市间旅游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国文明城市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强化企业创新能力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与中国专利申请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中国地级市内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发明创新产出和企业非发明创新产出均受到了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和城市创新环境优化是两个主要影响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融资约束较重、有政府隶属关系、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污染水平较低产业的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文明城市评选能否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74个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文明城市评选是以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导向,以此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新模式。基于2003—2019年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文明城市评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试点非随机性、替换被解释变量、PSM-DID及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文明城市评选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空间视角下,文明城市评选不仅推动了本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且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异质性视角下,文明城市评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因城市区位、城市规模及城市资源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为官不为”的组织学解释及其治理策略

“为官不为”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强调,“为官不为”是官员基于激励、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下的避责产物。然而,“为官不为”在容错机制建立后仍然存在,甚至部分地区“不为”的官员实际上一直处于积极作为之中。如何解释这种反差之下的“为官不为”?文章基于组织学视角提出解释:“为官不为”是官员在官僚系统嵌入新制度而产生的“波动”中寻求确定性(特别是“发展窗口”)的产物。问责制冲击了官僚系统内已形成的较为清晰、稳定的官员职业发展路径,加剧其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然而,追求职业发展的官员并不会停下脚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特别是“低风险、高收益、短耗时”的“发展窗口”。当官僚制的常规运作难以满足官员对“发展窗口”的追求时,官员就倾向通过政治引领使官僚组织将执行行政事务的注意力转向政治任务,组织难以兼顾行政事务进而未能完成既有考核,被贴上“为官不为”标签。文章以Z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案例,论述既有职业发展路径受冲击的Z市官员,通过政治引领政府部门,积极投身具有“发展窗口”特征的“创文”工作来谋求发展,最终导致职能部门无暇完成考核形成的“为官不为”。文章提炼了不同于既有“为官不为”研究的新解释,并提供了三点针对“为官不为”的治理策略。

以赛促治:“达标锦标赛”如何驱动治理有效

“晋升锦标赛”作为重要的激励工具,在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因其对单一经济增长指标的过度重视,造成目标设置的激励结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治理效能不彰,难以满足社会治理多领域统筹发展的需要。论文以“达标锦标赛”机制如何提升非经济领域的治理效能为核心议题,就“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政策文本和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发现“创城”以综合治理指标达标作为地方政绩评价的约束性条件,促使地方开展非经济领域治理的“达标锦标赛”。不同于竞逐单一经济增长指标的“晋升锦标赛”,“达标锦标赛”以设置清晰目标和多目标达标激励为手段,引导地方在追求经济政绩的同时,兼顾各领域发展的“底线”达标要求;通过基准达标规则和达标底线监督,完善地方多元政绩考核体系,并有效约束政府治理行为,减少锦标赛可能产生的激励扭曲、动力衰竭和行动偏差等负面效应,进而促进实现有效治理。论文尝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导向下,回应“中国之治”的时代命题,就中央如何驱动地方实现非经济领域的治理目标,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多领域的相对均衡发展,提供新的分析概念、思路和经验。

知名国家植物园的选址布局对推进中国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借鉴

随着中国国家植物园的揭牌,植物园的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植物园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平台,具有传承和延续的功能,已经融入到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通过梳理植物园的演变历史,整理出世界上几个国家植物园的选址资料,针对选址所涉及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通情况、未来发展空间等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认为选址从城市(首都)、水资源、科研、地貌、经济实力等因素综合考虑为主要影响因素,为今后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设提供一定的选址研究思路。

中国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视角

文章依据对城市竞争力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现阶段我国各地市争相开展的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分析与阐述了创建过程中的各项举措与所取得成效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独特作用,指出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对非经济因素以及相关机制长效性的重视,其实质是对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基于PSM-DID的检验

选用2003~2019年全国266个城市作为样本,以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多时点DID检验文明城市评选结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选为文明城市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这一结果通过了更换样本匹配方法、更换因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按照地理位置、行政等级和人口规模不同对城市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不同导致该政策实施效果不同,较大规模的城市更易受到文明城市评选结果的冲击。因此,应持续推进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并根据城市发展情况适当增加差异化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关注民生,缩小由城市规模不同导致的环境治理差距,实现创文表彰和城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引导全民参与污染防治,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强化环境治理。

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从宏观城市建设、中观产业发展和微观技术创新三个层次出发,全面系统构建了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系数综合评价了广州市绿色发展的现状。结果显示,2000—2009年间广州市绿色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与北京及上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广州市仍需进一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国家中心城市绿色经济建设。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阐述了我国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过程中的相关概念,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分析了截至2014年底我国国家森林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建设现状,同时对创建过程中应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创建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希望能够对我国森林城市的创建和相关问题研究有所借鉴。

中国海绵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

建设海绵城市是中国落实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它强调"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理念,目前已上升到中国国家战略层面,已有30个城市(如济南、武汉、厦门、北京、天津、上海等)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但中国海绵城市的研究和实践尚处在初级阶段,注重工程性措施而忽视了配套的非工程性措施,尚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文章从海绵城市的提出背景入手,首先介绍了海绵城市的概念和理论内涵,包括建设海绵城市的基本原则、规划核心、预期目标以及理论本质等方面,然后从理论、技术和实践3个层面总结了中国海绵城市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这3个层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最后从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城市面源污染治理技术、现有建成区的改造、建造和运行中的商业模式、非工程性设施建设等5个方面,指出了当前中国建设海绵城市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为今后海绵城市的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