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诗歌英译知识转向分析——以《琵琶行》英译为例

知识翻译学的构建将“知识论”与“翻译学”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翻译理论新范式。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知识是翻译活动生发的基础,也是翻译的本质;翻译就是要将源语所蕴含的“知识”翻译出来,因此,翻译涉及知识转向这一问题。《琵琶行》作为我国诗歌发展最高成就之一,极具中国特色,其英译对我国诗歌对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从“知识翻译学”这一角度分析中国诗歌英译中的知识转向,有益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知识”翻译的把控,深入理解知识翻译学对诗歌英译的重要性和价值,为提高诗歌翻译质量和水平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琵琶行”故事戏曲改编流变及原因探究

白居易作诗歌《琵琶行》后,“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故事被后代文人剧作家改编成戏曲剧本传演于舞台。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作者主观情感不同,各个改编版本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本文将在梳理“琵琶行”戏曲作品改编版本的基础上,对元代马致远杂剧《青衫泪》、明代顾大典传奇《青衫记》、清代蒋士铨杂剧《四弦秋》以及当代王仁杰昆曲《琵琶行》四部“琵琶行”故事题材改编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并分析其成因,探究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意蕴。

男权语境下《琵琶记》的经典建构

《赵贞女》的“经典发现人”高明是男性话语体系下儒家伦理道德的忠实践行者。他在改写重构《赵贞女》时,一边包装改造男主人公,一边有意忽视女性角色的话语权,最终实现了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此外,《琵琶记》经典化的过程中也有强大的男权意识形态在场。

新发现疑是元高明《琵琶记》本事之“词话体南戏”《戏孝琵琶》

元高明《琵琶记》的本事来源,以往均以南戏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为是。新近发现与元明"叙述体"说唱词话相同的清写刻本《戏孝琵琶》曲本,笔者通过其所含有的《赵贞女蔡二郎》"雷诛"语言因素、赵五娘"孝"思想等因素,发现《琵琶记》较其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因素,既包含南戏"代言体",也包含说唱词话"叙述体",其写刻所依之原始唱本当属于早期元代说唱词话与南戏相衔接范畴,这对于《琵琶记》本事的来源研究,以及元代说唱词话向南戏、元杂剧的过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琵琶记》意义新探——兼谈悲剧的形而上特质

现代有关《琵琶记》意义的诠释,包括当前主要的"伦理矛盾说"和"性格缺陷说",皆未出"五四"以来现代话语结构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国民性批判否定的层面。而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重要悲剧思想,无不强调悲剧的形而上特质,其中包括终极性认识和终极性超越两个方面。作为经典悲剧作品,《琵琶记》具有较之以往理解更为普遍的深层诠释空间,其间所表现的父子之间"孝"与"孝",君臣之间"孝"与"忠"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展示了理想价值体系在具体时空当中的分割、对立和冲突,体现了有限中的人对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个更深层次的诠释,不仅丰富了《琵琶记》的意义,而且能够加深对悲剧本质的认识。

论《审音鉴古录》中的“戏曲导演意识”——以《琵琶记》为例

《审音鉴古录》是中国古代戏曲"第一部专门的导演著作",为中国古代戏曲提供了早期戏曲舞台的"导演意识"。本文试以《琵琶记》选段为例,从构成当代戏曲舞台的三位主体——导演、演员、受众出发,来分析《审音鉴古录》所具备的早期"导演意识",从而以古鉴今,引发更多对当代戏曲舞台导演艺术的思考。

有欲无情的爱情——“三言”爱情描写的重大缺陷

“三言”中的爱情描写与真正的爱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们或过度强调了外貌在爱情中的作用,或过分关注了爱情关系中的情欲行为,或在爱情中掺和了一些非爱情的杂质。产生这种现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编纂者冯梦龙及其时代的原因。

《任氏传》与《琵琶行》——唐诗与唐传奇的深层契合及相互影响

《任氏传》与《琵琶行》这两篇作品,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心态,还是作品的故事内容、情感内涵,以及作品的叙事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以前,论者大都比较重视唐诗对唐传奇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两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问题。这两篇作品相比较,恰好证明了唐传奇对唐诗的影响问题。

金末诗僧性英考论

诗僧性英金末住持洛阳宝应寺、嵩山少林寺,与元好问等朝野诗人往来倡酬,诗名甚著。金亡后住仰山栖隐寺、大都归义寺等近四十年,被称为"百年耆旧,一代宗师"。惜诗集散佚,史籍无传。经考,性英俗姓刘,约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生于辽东贵族。幼习儒书,二十岁左右经高宪介绍出家为僧,云游里巷,施药济民。后避乱南渡,结庵子盖山,与辛愿等诗人往还。贞祐五年春,出为龙门宝应寺住持,元光元年秋住持少林。金亡后曾佐海云长老掌全国释教事。约至元十年(1273)秋去世,享年八十余岁。今辑得诗3首,文2篇,已佚诗文可考知其篇名及大致内容者有11种。其诗多写幽隐清修生活、抒金亡黍离之感。诗境清幽枯寂,风格淡远,有晚唐风。

论《琵琶行》的情感及其表达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中国诗歌史上不朽的名篇,诗歌对琵琶女的音乐演奏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展现了琵琶的音乐之美。诗人通过偶遇琵琶女来展开叙事,饱含了白居易丰富的内心情感,其情感的表达方式亦甚为独特。《琵琶行》中情感的表达方式对中国抒情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世涌现出了许多借鉴《琵琶行》的音乐诗和同悲诗。准确理解《琵琶行》中的情感,以及其情感的表达方式,对读者整体把握《琵琶行》,并由此而推广至其他诗歌的深入领悟具有重要意义。

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跋涉──刘醒龙小说论

刘醒龙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一方面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的艰难世事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精神。所以,他的作品也就赢得了众多普通公民的信任,同时这也成为他寻找精神家园心路历程的审美呈现。

男性叙述话语中的“红杏出墙”解析——重读茅盾的短篇小说《水藻行》

茅盾的唯一一部在国外发表的短篇小说《水藻行》 ,突破了社会剖析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历史性质 ,更趋于生活实感和人性的挖掘 ,揭示出了作家对婚姻中男女关系及其伦理意义的把握 ,显示出作家的写作特色及写作策略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琵琶记》的艺术结构与悲剧意蕴

元代著名南戏作品《琵琶记》,以其对民间故事的成功改编,悲剧结构的成功设置,甚至是在情节上明显的疏漏,制造了一出较为典型的悲剧。文章分析了剧本改编的意义,双线结构的特点,并认为其结构的缺失之处在于,在本剧的后面部分关目中,以由“悲”转“喜”的大团圆结局对其悲剧性有一定意义上的消解。

王国维的南戏研究述评

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产生于宋代,最早的戏曲是南戏;元代杂剧和南戏虽有南北风格的不同,但都有意境,都是自然的文学,在艺术成就上没有区别。可是他经过论证,又认为南戏优于杂剧,南戏《拜月亭记》和《琵琶记》高于关汉卿的戏曲作品。

论《琵琶记》中的伦理纲常矛盾及其缘由

《琵琶记》将“孝道”作为颂扬的主体。但剧本的主人公在把“孝道”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 ,并依据当时社会的伦理纲常准则去践行时 ,却在经受着一种孝的愿望与行为相悖逆的痛苦煎熬 ,终极结果是走向欲孝而不能的“三不孝”。文章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由存在于封建伦理纲常系统内部 ,即“三纲”与“五常”之间无法调解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重读《琵琶行》——兼析白居易江洲时期的心态

贬官江州是白居易思想的重要转折时期,他的愤激不平、孤独寂寞、委运顺化、思念家园等心态,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而《琵琶行》则特别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分析诗人复杂的感情,有助于解读《琵琶行》,有助于我们理解诗人思想转变的原因。

《琵琶记》版本探疑

《琵琶记》的版本系统,大致可以归为"古本"和"通行本"两大系列。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版本如地方声腔演出本存在,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戏曲选本《徽池雅调》,收有《琵琶记》中《嘈闹饥荒》、《爹娘托梦》两齣戏,后一齣或为"古本"所无,或与"通行本"迥异,当属徽地声腔演唱系统的版本。《琵琶记》这一著名的古典剧目,除常见的几种通行本外,还当有"改调歌之"的地方戏曲声腔演出本存在。

南戏《琵琶记》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

南戏《琵琶记》早在江户时代就传入日本,并已经出现了译本。到了日本近代学术转型以后,翻译、注释等传统形式仍在持续,既有梗概,也有节译;既有训译,也有日译;既有译而不注,也有既译且注,一时颇为热闹。其译注者都是名著一时的人物:盐谷温、铃木虎雄、幸田露伴、川临风、西村天囚、宫原民平等。而另一方面,现代专题论文论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大擅其场,19世纪末便已在南戏及《琵琶记》研究上执其先鞭,其中尤以森槐南的研究最具开创性的意义。

南戏《琵琶记》在越剧中的流变

越剧《琵琶记》是越剧的传统剧目,从早期越剧的"小歌班"绍兴文戏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陆续产生了一些越剧《琵琶记》的改编本,这些改编本都结合越剧的舞台演出实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形式等都对原本作了改编,推陈出新,使《琵琶记》得以在越剧舞台上经演不衰,成为经典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