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骑驴形象解读

古典文献中留下了许多诗人骑驴吟诗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完成和定格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生理、经济、创作等因素考虑,诗人适合骑驴,但从社会人生的角度考虑,诗人又不该骑驴。诗人骑驴的形象蕴藏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诗人和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第二种人生选择,第二条人生道路。

北宋词人王观生平事迹考

本文勾稽有关方志、文集等资料,对北宋著名词人王观的家世、籍贯、字号、仕履详作考订,最后推断王观约生于明道元年(1032)前后,略长苏轼几岁,享年五十岁以上。

明湖州词人顾应祥考略

顾应祥乃明代湖州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数学家,一生政绩卓越,著述颇丰。依据相关典籍,勾勒其生平事迹,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了解顾应祥其人其文。

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

潘阆是宋初著名隐士、词人、诗人。他的事迹一向湮没无闻,史乘所载,时相矛盾。经考订,知潘阆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常以卖药为生。为人疏狂放荡,虽是隐士,却热衷功名,喜结交宫廷权贵,先后两次卷入宫廷皇位斗争,两遭缉捕,一次入狱。太宗时曾任国子助教,可没几天就被撤职。真宗时做过闲散的州参军。平生与柳开、王禹偁等友善,多有唱和。

花主、诗人和哲人——神道设教与贾宝玉的形象设计

通过神道设教这一叙事传统,曹雪芹将大观园写成了花柳世界,赋予大观园群钗以花柳的特质,赋予贾宝玉以花主、诗人和哲人的秉性,将贾宝玉那近似"花痴"的意淫行为写成了一种诗意的行动,目的在于呈现一种生命意识,即对青春和美丽的欣赏、体贴和眷恋,《红楼梦》的叙事因此呈现出诗性叙事的特质。根据叙事传统去把握作品可以达到对作品的还原解读,而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属于文化建构甚至是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别有动机"的误读。

唐朝山水艺术和英国湖畔派诗歌之比较

我国唐朝山水诗人、画家和英国湖畔派诗人皆以山水自然为创作素材 ,借以表现其政治理想、忧民情怀和人生哲学。但由于各自时代背景和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 ,两者又存在差异。唐朝山水艺术在关注山水时 ,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而湖畔派诗人在徜徉山水时更注重主体的内心感受。

唐诗研究需要新思维

当下的唐诗研究需要新的思路,应突破以往唐诗研究模式,把诗歌活动看作唐人的生活方式;诗人、艺人、官员、教师、商人、大众等诗歌活动主体都应该予以关注;从人员、场景、组织形式、传播方式等角度可以把诗歌活动分成很多类型,每种类型都可以继续分析;诗歌承载着各种社会功能,每种功能都值得分析;而诗歌的本质、创作过程、创作规律、创作条件等诗歌活动其他层面也值得继续考察。

唐代诗人生平中的几个问题——就陈子昂、王维、权德舆生平研究答诸生疑

文章以对陈子昂、王维、权德舆生平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为例,对存在于《陈子昂死因再探讨》、《陈子昂行年中的几个问题考辨》、《王维卒年王说质疑》、《王维生平事迹考辨》、《权德舆婚姻问题辨正》等文中的若干错误进行了考辨,并就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进行了综合归纳与简要分析,有利于研究唐代诗人生平者参考。

晚唐诗人李贺的生死观——兼论唐代诗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与诠释

诗人李贺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病痛和政途失意造成心理的阴霾在其诗歌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诗风的急剧转变也是畏惧死亡的某种心理折射;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构建,在美好的仙境中寄托超脱凡世的追求,体现了李贺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儒家中庸生死观在唐人思想中有表现,唐朝诗人追求精神超越,说明李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品读李贺的诗歌,既能深刻地体悟到李贺本人的生死观,又能进而理解唐人对生死的各种诠释。

《赵氏孤儿》与中国道德传统和思想文化

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古代著名历史悲剧《赵氏孤儿》中“八义士”舍生取义、救孤救难的壮举以及“为道义死而无憾”的大无畏精神;研究剧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舍生取义”的崇高美德及人们所普遍信仰的“因果报应说”;探讨中西方不同的悲剧结尾和不同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诗人的牧童情结

在中国古代诗歌园地中,有不少以牧童为题材的诗歌。中国古代诗人之所以钟爱牧童的理由有二:一是牧童题材诗中人牛相与相恃、自谦自足的生活状态满足了中国古代诗人对理想生活的幻想;二是牧童的形象特征暗合了中国古代诗人对自身理想人格与性情的想象。诗人们精心构筑的明净、纯朴的童稚的世界,不仅让自己,也让时人焦躁不安的心灵得以藏、游、息、修,同时也让千年万代以降的成人们拥有了一个可以永远回望的精神家园,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的诗人创作牧童诗的初衷所在。

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

唐代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及其人生选择——以李冶、鱼玄机和薛涛为中心

使唐代女性陷入婚姻困境的最大的原因是门第婚姻,出身门第族望不为时人所重的女性婚姻缔结的可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因为当时社会重视的是“贤妇”,所以身为才媛并不能在婚姻缔结上取得优势。具体考述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并观察她们为解脱困境所做的努力及其结果,从而理解她们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女冠诗歌的文本特色。

从潘金莲到曹七巧看中国女性的性悲剧

潘金莲和曹七巧,两个女性相距虽然近千年,但却有着类似的婚姻不幸和性的悲剧。她们的性悲剧,导致了她们人生和人性的悲剧;她们的性悲剧,其实也折射了封建专制社会中许多中国女性的性悲剧。

一代诗宗 名齐李杜——高启及其诗歌新论

高启曾短暂做官,但其诗不因官名;他自以北齐神武皇帝高欢后裔称“渤海高启”,其实早年只是“以苏州为根据地的张士诚统治下的一个市民”,而终在入明后因做官而辞官后被祸,折翼云天,殒命金陵,成为元明之际一位几乎逆袭成功的“草根”诗人的悲剧典型;其在39岁被枉杀,情同岳飞之冤。其人生之旅,自少年而“客饶十年”,“张吴五年”,“仕在南京”二年,并终于“归隐遇害”之五幕历历可数,但有诸多待解之迷。其诗题材广泛,诸体皆备,无体不工,公认为有明“一代诗宗”,或兼宋元明三代言之。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曾亲书其《梅花》诗,并赞其为“明朝最伟大诗人”的意义。而彼时有称高启“有名齐李杜”的持论,则有待形成今之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共识。

一位红色诗人的生命曲线——殷夫诗集《孩儿塔》论

本文意在通过对殷夫前期重要诗集《孩儿塔》的细致研读与深入分析,从诗的情感内涵与抒情模式等方面切入,着力勾画出红色诗人的生命曲线,并以此重塑红色诗人殷夫的完整形象。

把生命的火焰塑形为诗——论牛汉的诗歌创作

在牛汉所有的诗歌作品中,那些浸透着他的血泪、裸露着他的伤疤、直立着他的硬骨、有着历史痛感的生命之歌,才是他最好最有价值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产生,与他充满苦难的人生经历、他和自然的关系、他的蒙古族血统和习性等有着密切的关联;牛汉的诗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高远、奇特的生命世界,其中给人印象最强烈的是四种类型:植物界生命形态、动物界生命形态、与自己命运相近者、个人自画像等,这些生命形态具有共同的特征,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生命及人类精神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牛汉认为每一首诗的写作都是自己的生命在燃烧,写诗的奥秘就是把生命的火焰塑形为诗,其具体途径主要是通过客观纪实、创设情境、心灵外化、自我写照等艺术方式去实现诗的塑形。

诗僧皎然的生平及湖诗的考究

诗僧皎然历来被公推为唐代诗僧之冠。《全唐诗》收录的皎然诗共474首,绝大部分都是他写湖州或在湖州所写的。他几乎写遍了湖州的山山水水和风物风貌。研究皎然的生平、皎然的湖州诗和皎然成就的形成原因,对宣传湖州、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意义重大。

论死亡出诗人

古人对死亡的最基本态度是执著悲观,由此产生两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及时享乐;奋发有为。后者在文学上就是"立言",这类文学有不朽式、忧生式、游仙式和哀祭式等。本文是对"悲愤出诗人"这一传统理论的重大修正的补充。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