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令与礼关系析论

唐代所称之“礼”既指体现礼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三礼”,又指唐代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与社会变迁因时变通制定的“新礼”。唐令的制定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礼的宗法等级原则和精神,唐令的许多规定直接来自于礼的内容,而这个“礼”,主要是指以“三礼”为代表的古礼。唐代“纳礼入令”不仅表现在唐令与礼(三礼)的内容的一致性上,而且也反映在唐令与礼的冲突问题上。唐代礼令关系的另一面,即唐礼与令的衔接关系。唐令与唐代礼典的这种衔接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唐令的制度法性质,同时也是由唐代礼典的礼仪性质所决定的。

乾隆时期试律诗艺术风格探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会试中加入试律诗,二十四年乡试中又加入试律诗,此后试律诗推广到各类考试之中。其中尤以乡、会试为主,每科乡会试考官需要对士子的试律诗做出点评。通过现存的乾隆时期考官评语可见当时试律诗的艺术风格和师法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试律诗的艺术风格亦与当时诗坛的诗风相关,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至元大德年间诗坛的尊唐宗宋风气

元朝至元、大德年间，在对南宋末年“四灵”、“江湖”诗派诗风的反思中，诗坛出现了尊唐、宗宋风气并存局面。两种倾向既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从而创造了至元。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

唐代皇室对老子的尊崇考

唐代对老子的尊崇在皇室的主导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唐代皇室对老子的尊崇主要体现在认祖与追封,升《道德经》、习《老子》、崇玄学、准明经例考试,重视老子思想理论,以通《老子》者进讲、侍读,作为对外赏赐与交流的重要文化,讲老子符瑞,祭奠老子,设祠立像,尊老子庙等方面。但这种尊崇在有唐一代,不同时期仍有一定的变化。

关于明初闽中诗派的几个问题

闽中诗派是明代诗坛上一个重要的诗派,它成立于洪武二年,活动在洪武初到永乐末年。它的尊唐主张对有明一代诗歌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代文官朝服与公服使用礼仪变迁之探研

唐代文官朝服为朝会之礼服,公服则是"办公"时所服之礼服。因二者服用繁冗、多不方便,故朝廷虽从古制,却在不断调整。初、盛唐时期二者为起自北方的袴褶服,后此服渐废,直接由来自胡族的常服所代替,而作为公服附属的上衣下裳制弁服则徒具令文。唐代文官礼服这种独特的"汉家制度、胡族衣裳"的胡汉双轨制是唐帝国结合自身现实认真调整的产物,是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及各种文明交汇的直接反映,更是唐代贵族政治格局影响的外在显现。

汤显祖的岭南想象及远赴徐闻之思想研究

汤显祖抗言上疏被贬徐闻,对此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岭南文化之旅。行前他向邹迪光提到的浮丘、罗浮、擎雷、大蓬、葛洪丹井、马伏波铜柱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代表了他的岭南想象:既是极边极荒,又是充满奇情异彩、天高地迥的异域他方。汤显祖对岭南的文化想象和向往,符合他好奇尚奇、"奇而倔"、"奇而勇"的性格特点,也是他狂狷人格的具体表现。因此他安之若素,并在这"八千里烟瘴地"的壮游之中收获甚丰。

论元诗四大家

活跃于仁宗延祐年间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人,并称“元诗四大家”。他们主张宗唐复古,讲究技法严谨与文字锤炼,恪守中和之道,追求雅正之风,因而成为有元一代诗歌创作的典范,代表了元诗的最高成就。

系统视域下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生成机制研究

唐代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和统治者对尊养老人问题的重视使得尊老养老问题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政策导向——行为示范——礼制约束——法律惩戒”这样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尽管这样的运行机制基本系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地保障了老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营造了良好和谐的尊老养老社会风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沈德潜的“诗教”观及其与美育的关系

沈德潜的"诗教"观与其美育思想是相互助益的。"诗教"的实施是为实现诗的美育价值,而美育的效果亦为"诗教"的实践提供思想和创作的动力。通过选诗评诗,倡导"尊唐"和"格调"说,沈德潜把美育理念融入具体的作品之中,以诗人为榜样,以诗作为典范,为实现"诗教"在个人内在涵养及其社会政治关怀方面的美育功能提供了内外兼备的策略和路径。

唐代分韵赋诗用韵研究

唐代分韵诗受集会赋诗活动形式的影响,在用韵特点上具有特殊性。文章从义、音两个层面进行探索,钩稽出分韵诗在用韵上与赋诗活动举行的时间、环境、场合以及举行原因等外部因素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唐代语音情况、诗赋用韵习惯等内部因素对诗歌音韵造成的影响,探讨分韵赋诗从近体诗律层面促进盛唐诗歌成熟所起的重要作用。

严羽“尊唐说”对七子派影响问题探微

现代在言及严羽对明代诗话的影响时,往往认为七子派直接继承了严羽的衣钵,但在七子诸人的论集中却未有师承严羽的言论,因而严羽与七子派影响关系问题还有待考证。从诗论观来看,严羽和七子派都提倡学古且推崇以盛唐为师,因而从"尊唐说"这一点来看,二者是有共通之处的。然从五唐分期、以盛唐为法和尊唐抑宋三个方面来分析严羽对七子派尊唐观的影响问题可以发现,严羽对七子派诗论观产生影响是时代背景的必然,七子派并非对其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批判与发展的,未对其具体分析就夸大二者的影响关系的现象是近现代"理论热"所造成的结果。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孙思邈本〈伤寒论〉》的后世整理与传承

《孙思邈本〈伤寒论〉》是有别于宋本《伤寒论》的重要伤寒论文本,学界亦称"唐本伤寒论"。通过阐述《孙思邈本〈伤寒论〉》出现的学术背景,考察其后世流传的主要文本和与之相关的伤寒学术流变,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晰了《孙思邈本〈伤寒论〉》单行本的出现和演变离不开明清时期伤寒学术研究中,尊经崇古与错简重订不同观点的学术对峙,由此也给后世学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争鸣和文献遗产。

玄学经学圣人观及其玄、佛《春秋》学的理性诠释

作为魏晋玄学世界观、人生观及汉唐儒道经传理性诠释重要理论的玄学经学体"道"则"天"的圣人观,何晏、王弼等在建构时,其首先是注重对"道"的体认——将先秦融通儒道经典的《易》之形上之"道",经秦汉尤其是汉儒至上"天"论之后,又重新提升到"天"这一孔子儒家最高经学观念之上;更弱化甚或剔除了孔子儒家之"道"的人伦义及汉儒"天"观念的神秘性及其神学义,使其更具理性和哲理性意蕴。进而可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家的"道"论;然后是魏晋玄学家又大都继承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天、道、德两两合言或对言、甚至是以"天道"言"道"的"道"论思路,而进一步推演、深化之。特别是魏晋玄学家,因其以《易传》形上之"道"或曰其所提升的本原之"道"总控、融通儒、道两家之"道",并把道家老庄之体"道"与儒家之因敬天而法"天"这两大一而二而又二而一的层面(儒、道两家的各自侧重与特色),改造、整合为体"道"前提上的则"天"。汉唐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玄、佛《春秋》学学者,某种角度上说,以此为经学理性诠释的理论指导,来注解与阐发原有的《春秋》经传文本,这显明地体现在这些汉唐《春秋》学学者的对其中"道"与"天"的相应注疏及著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