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依法治校若干问题探讨

高等学校实行依法治校不仅是现代高校管理的基本要求 ,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在明确几个前提和界定概念之后 ,阐释了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宪政基础与应正确理解的两对关系 ,即治校权与教师权、学生权的关系 ;治校权与法的关系。在分析了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基本特征后 ,探讨了高校党委在依法治校中的作用。

教授治院:中国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设置的原点

中国大学张扬学术权力的关键举措是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者之间设置合理的边界,设置边界的原点宜在大学二级学院实施教授治院。教授治院的理论依据是学术共同体理论,其精髓是均权和求真,教授治院必须体现公开公正和均权制衡二大原则。实践中,教授治院具有实施的合法性基础,也符合大学的组织特征。但要使教授治院真正起到边界原点的作用,还应该以科学的治理理念为先导,以适切的治理机构为载体,以完善的治理制度为保障,防止教授治院陷入新的官僚化模型之陷阱。

浅谈我校的大学办学特色建设——从组织结构与战略实施的视角

台州学院要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自身的特色。而大学办学特色的本质特征是优质性,其源泉在于大学的“底色”和“本色”。台州学院只有在认清自身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的基础上,从“底色”和“本色”入手,实施“扭转性战略”,建立有机扁平型组织结构和分权的治理结构模式,重构和培育支持战略实施的大学文化,其大学办学特色才有源头活水。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应对之策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依法治教进程的加快以及教育法的普及,我国高校(国立)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已成为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权力关系以及与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基点,从维护学生权益角度出发,审视高校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探讨其应对之策。

中加两国大学管理模式的差异比较及其启示

通过对加拿大大学管理模式的分析比较,发现加拿大在大学管理突出表现在办学经营理念方面,具有明确的产业意识、市场观念和成本核算理念;严谨的治理策略——依法治校,保证了学校在国家、省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灵活的运行模式——公立性、独立性与国际化,使高等教育面向社会、公众全方位开放,实现教育的公平公开、多样性和多元化。中国大学经过百年发展,管理模式经过几次重大调整,逐步形成政府管理模式、教育行政化的特点,学习和借鉴加方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大学管理水平,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明确大学法人地位;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注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多元化的办学格局。

中西部高校提升办学水平的改革探索--基于“放管服”改革的视角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是承接国家、政府、高校为一体的综合性改革,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部高校基于“放管服”的改革逻辑,从人、财、物等方面入手,不断深化人事制度、财务制度、资源分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为提升办学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中西部高校借助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一定程度地释放了办学活力,激活了办学潜力,提升了办学水平,但也面临着内部改革条件不成熟和外部改革环境不理想的现实困境。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视角下,中西部高校只有形成创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核心、发展原则,搭建协同、高质量、特色的发展框架,建构多元治理逻辑关系,优化内部治理体系和能力,拓宽办学水平竞争力,才能进一步探索出适合中西部高校提升办学水平的发展之路。

“底部沉重”视域下我国高校行政逻辑的转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增长,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显得愈加重要。将高校的权力重心下沉至基层院系,形成“底部沉重”的权力布局,从而实现高校行政逻辑由指令型向法制型的转型,无疑是较为关键的一步。然而,由于政府及高校自身的原因,当前高校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下沉,导致内部的行政逻辑转型产生了形式化的倾向。由此可见,促进高校形成“底部沉重”的权力格局,从而完成高校行政逻辑的实质转型,需要政府、高校及其院系的同频共振。

“学院办大学”:西方传统与中国实践

“学院办大学”作为部分中国高校寻求理想治理的重要思路,值得关注。中国高校的“学院办大学”改革,应在深入认识西方大学组织传统的基础上,正视我国的“大学办学院”事实及改革推进中可能存在的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利益格局重大调整带来的权力下放之困,基层的权力承接之困,基层学院的“竞争与稳定”协调之困,变革方式的“上下协同”之困。我国高校的“学院办大学”改革,应以改革文化培育为先;秉持“基于学科但不囿于学科”的总体原则;关注变革群体的多样性诉求,持续激发基层改革内驱力;以“上下协同”方式,渐进推动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