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官方祭祀的历史沿革与神圣性确立

青海湖官方祭祀是特殊的文化事象,它根植于中华土壤,并从四海祭祀中分离出来成为官方重要的祭祀活动。明清期间,经国家的社会治理后青海湖的神圣性得以确立并开始近祭会盟;民国时期,青海湖官方祭祀不断革新,使其成为环湖地区的特色文化事象。梳理该文化事象历史,认为青海湖官方祭祀虽然是统治者维系统治权的工具,但在促进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意志建构地方文化中的典型;对我们当下如何建设共建、共享的精神文化空间有积极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与现实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祭典的祭祀对象是上古帝王和历代名人而显得特殊,其保护实践饱受争议。公共祭祀的行为源于上古巫祭,在王朝时期得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祀礼仪。今天仅有少数祭典得以传承,一般以地方公共祭典的形式举办,多数已入选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祭典类非遗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国家层面,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内在凝聚力,激发爱国情怀;二是在地方层面,活化利用好这笔遗产,可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在个人层面,能为处于物化状态的当代人提供神圣体验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信仰力量。保护祭典类非遗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祭典的文化内涵和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以重塑祭典的神圣性、审美性与社会性。

从忧郁个体到伟大心灵: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的个体宗教观

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开启的个体宗教转向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公民宗教传统的重建。本文尝试从思想史的争讼出发,讨论詹姆斯的宗教功能论重构现代社会道德生活的独特方法及其与美国公民宗教传统的复杂关联。詹姆斯的个体宗教研究从忧郁个体的问题入手,通过剖析作为一种生存体验的忧郁,在现代个体的心灵问题与救赎宗教传统之间建立了关联,并以重新诠释救赎经验来寻找能够解放狭隘人格的生命意蕴和情感力量。在詹姆斯看来,个体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具身化体认才是激活现代民主神圣性的机制。阐明这一重新创造的神圣性传统,不仅有助于我们在道德生活中检视现代忧郁个体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民主传统的新的动力学——在日常生活中关切同胞生活苦乐的道德实践。

神圣与世俗之间:大学体育社团中的社会人格培养——以北京大学山鹰社为例

高等教育的扩张和普及加剧了学业竞争和焦虑,伴随而来的是对人的品格和性情的影响,个人面临“原子化”发展趋势和风险。培养学生的社会人格,使其将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传统、礼俗和仪轨,并与他人、集体建立融洽关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论题。基于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相关论述,以北京大学体育社团山鹰社为例,分析体育社团在培养社会人格中的作用。认为:在山鹰社的实践中,纪律精神形塑了对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认同;在共同的生命体验中形成了对群体的依恋;作为自然教育的攀岩与登山使人成为具有内在坚定性的自主的人。社会人格的培养面临自然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世俗生活中神圣性的缺失,应通过教育活动和集体生活将其神圣性融入世俗生活。

论神圣长江与人的敬畏感

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早熟的生态智慧的体现,在当下“长江病了”的危机中,对母亲河的敬畏成为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及长江生态保护的关键一环。爬梳从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当代对长江敬畏之心的重新唤起,乃是探究长江文化美学精神的新理路。如何将古代生态智慧与当代科学理论相融合,如何在新时代激发人们普遍的对母亲河长江的敬畏感,便成为当前长江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创新性提出母亲河长江的神圣性范畴,并借助古典儒家哲学资源深刻阐发其神圣性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将长江神圣性与敬畏感相关联,聚焦长江文化中人与环境的复杂情感关系,强调民族共同体对长江神圣性之敬畏乃是长江文化及其当代生态意识传承与塑造的关键所在。

“劳工神圣”思潮与劳工形象塑造——以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劳工神圣”思潮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前后,与其同时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乡土文学。“劳工神圣”话题的后续争议基本上围绕着两个焦点,一是“什么是劳工”,二是“劳工何以神圣”。前者的讨论最后拓宽了“劳工”的定义,将新兴产业工人、市民阶层、小知识分子等群体并入了“劳工”的范畴;后者则进一步强调了“劳工”群体的重要地位,反映在文学层面,表现为作品中日益增多的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尤其是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劳工”和“神圣”两个方面积极响应了这一思潮。这一时期,“劳工”的群体在扩大,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在拉近,也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崭新的劳动者形象。

从崇神到重理:近代土家族居室空间设计规范体系的建构

近现代土家族山地民居营造广泛吸纳儒家文化与先进技术,并保持本土化生活方式的优势价值,表现出多元共融的设计思想,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器物层、行为层与文化层的三层次论,文章对门室格局、神龛板壁、火塘席居等室内核心设计要素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土家族居室空间规范化、体系化的演变趋势:居室生活空间从崇神性逐步趋向功能实用性,建筑内外各界面设计逻辑缜密,体系高度成熟,不仅保持了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更具有跨域性、融合性的价值。

体育粉丝持久参与的形成机制——消费者神圣感的中介及精神性的调节

基于心理学的神圣化理论,以瑜伽粉丝为例,将消费者神圣感作为中介变量、消费者精神性作为调节变量,从消费者神圣感视角构建体育粉丝持久参与的形成机制模型。结果显示:流体验和交融感对持久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者神圣感在以上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且这一中介效应受消费者精神性的调节。

什么是生态批评

本文对发展迅速的生态文学批评或曰"生态批评"这一学科作了基本介绍。鉴于该领域已有若干广为流传的定义,本文将重点讨论三个具体的文学实例,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分析。它们包括:威廉·斯塔福德的《或许是独自骑车》、奥费利娅·齐佩达的《要下雨了》和威尔弗莱德·欧文的《为国捐躯》。本文中心论点是,无论是直接描写自然界的作品,还是并未直接提及自然的文学作品或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所有文本都可能包含生态意义。当前大多数生态批评研究的首要范式可被表述为"地方"和"动物性",本文中的三个文本实例以不同方式涉及了上述概念性范式。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视阈下的“生”与“死”的多维思考

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而广泛地介入到人的生死过程,不仅能改变人"生"的方式,也能改变人"死"的状态,从而使一直以来的自然的生死过程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过程。这就促使人们在生命科学视阈下对生与死重新进行多维思考,如生之神圣的淡化、生之过程的技术化、生之构成的社会化、死之本质的探讨、死之方式的多元化、死之教育的系统化等等,这些思考无疑有益于伦理道德观念进步与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促进。

礼仪与民俗:从屯堡人的礼俗活动看日常生活的神圣化

屯堡人礼俗活动的高度象征化、深度混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使得日常生活本身成为神圣进行自我表证的一个路径。当作为一种神显形式的礼仪实践被泛化为一种礼俗生活之时,神圣已非人们日常生活的"在外者",而是内化于其中。礼仪实践的泛化,使得神圣的仪式活动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的二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理解这种弥散于生活之中的神圣感,能让人类学的研究在经验上和观念上对从宗教话语体系中衍生出的"神圣论"加以适当修正,从而获得其更为深刻的解释力度。

朝圣与转山——丹巴藏族转山考察

神圣是宗教学、民族学、哲学界的经典论题。在"朝圣"一词不断整合本土"绕境"、"转山"等词汇时,本土活动的呈现与论述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以丹巴藏族转山活动为例,描述和探讨了转山背后的神圣性及其相关联的国家力量,并由此分析了墨尔多山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

“神圣”与“世俗”之间——试论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的宗教性

奥林匹亚赛会是古代希腊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源头。古希腊人所特有的这种社会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宗教仪式活动的派生物和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和"神圣性"。不过,在比赛过程中,祭礼与比赛是分开的,裁判胜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比赛与祭祀也具有逐步分离的趋势,可见,奥林匹亚赛会也带有明显的"世俗性"的另一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特征如何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呢?研究表明,奥林匹亚赛会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互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即"神圣性"必定要通过"世俗性"得以展现,正是通过跑步、跳远、投掷这样的"世俗性"的体育比赛,希腊人实现了与神灵接近和交流的理想,赛会也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就宗教性而言,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赛会正处于早期的体育比赛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间,即处在"神圣"和"世俗"之间,或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过程之中。通过上述分析,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术界关于奥林匹亚赛会的宗教性问题的争论,也可以加深我们对注重行动的古希腊宗教的仪式化特征的认识。

当代武侠小说侠隐结局的人类学考察——以金庸武侠为例

当代中国武侠小说中大侠的命运结局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在归隐与死亡的宿命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齐一化。然而这种独特的归隐宿命并不常见于更早期文本中的侠客,他们不仅可以建功立业追随王权,也可以功成名就娶妻生子。归隐或死亡的宿命归结于江湖世界的独立本体化。而身处其中的大侠也由草莽一跃而成为权力肩负者。身处独立江湖的侠客拥有了早期神话和史诗中神祗和英雄的特征及其使命,大侠必须以武功为手段行使他们安定江湖世界的伟大职责,最后以死亡或归隐的方式完成这一职责。

神圣与世俗的交融——西双版纳傣族赕佛消费体系的象征人类学考察

西双版纳傣族的赕佛,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宗教现象,但在社会变化中,赕佛消费已经开始从神圣向世俗跌落。南传上座部佛教某些仪式上的世俗化并不会失去往日的威严和神圣,更不会消失。傣族民众会以一种更贴近自然和生活的方式来接纳和传承它的精髓。

藏族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与象征性特点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除了一般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外,还有其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和神秘性,即以信仰对象的神圣者为中心,以信仰为本位,以宗教道德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神佛的观念解释世界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对神佛、菩萨、高僧的信仰崇拜是希望的寄托,以解脱成佛为最高理想,即追求精神的解脱。把想象中的一切借助于象征物表现出来,强化了其文化的神秘性或神圣性。

礼的本质及其法律意义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礼的神圣性之演化和礼的本质,中国古代之礼虽然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祭祀活动,具有神圣性,但是这一特性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渐演化,礼由最初沟通人、神关系的中介发展为春秋时代以礼为人世事务最终支配观念的原则。论文从对礼的本质论述中更进一步分析了礼的法律意义。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与社会性——以星云大师的佛教思想为中心

自太虚大师佛教革命后,星云大师继承并发扬了人间佛教理念,人间佛教已成为当今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发展模式。在人间佛教建设与发展历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如人间佛教重视世俗,没有修行,缺乏神圣性等。从佛教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以星云大师有关人间佛教的思想为主要内容,集中论述佛教与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建构问题,最后对两岸佛学界正在争议的人间佛教核心问题即人间佛教的神圣性何在、神圣性如何建构、佛教信仰如何体现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圆善与启蒙

圆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对象和终极目的,在康德哲学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道德律即通过它而导向(道德)宗教。所以圆善既标明了道德哲学的完成,又是道德神学的起点。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深层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二维精神结构及其张力。这一二维结构根本上与启蒙精神相关,启蒙理性与进步理念直接塑造圆善的内在精神结构。

回归本真:生活世界的诗学问题

关于作为美学的诗学的当代转型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种判断被基本认同。这就是从"神圣性"到"世俗化"的转向。如果说古典诗学属于崇尚神圣的思想领域,那么对世俗性的全面接受则早已成为当代诗学的最大特点。如何认识这种转变的意义?怎样把握其思想的学理依据?对这些问题的澄清显然关系到当代诗学与美学的顺利发展。深入地看,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对作为生活世界基本品质的"日常性"的重新认识。这意味着现代诗学的根本依据,在于日常性中所蕴涵的超越性,从中呈现出一种神圣与世俗"二位一体"的"存在的张力"。这是我们有效认识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