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酉鼎历日补说

师酉鼎铭文所载历日“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可知它是一件王年、月份、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目前,学术界以李学勤、张长寿、朱凤瀚及韩巍四位先生为代表,分别将之定为周孝王四年(前888)器及周共王四年器(前919)。文章在综合考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以“四分术”古天文历术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月相定点说,考定该器铭文所载历日当为周共王四年(前948)。另外,通过考察铜器历日及人物与铭文内容的系联,师酉簋和师酉盘分别应当是懿王元年(前928)、四年(前925)器。

周密生平新考

周密是南宋文史巨擘,因史、志记载阙如,故生平事迹不彰。自清万斯同以来,勾稽史料为作谱传者甚多,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后出转精,详细地梳理了周密的家世、生平。嗣后学者虽续有订补,但仍有未及、未确及错讹之处。本文根据新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珊瑚木难〉》,综合其他各种史料对相关问题辨正驳误、探赜索隐,勾稽出了周密的翔实仕履,以期对其获得更加准确的了解。

拒斥与迎合:《古诗归》经典谱系的建构及其诗学意义

《古诗归》是明代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古诗选本,它所呈现出的经典观具有特殊价值。《古诗归》试图打破《诗品》《文选》《古诗删》等传统诗学所建构的经典框架,推崇先秦逸诗、汉古诗、元嘉诗,大大降低了魏晋名家的比重,更新了对先唐诗歌发展史的认识。它又有意迎合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的新变,提出了颇具折中意味的“灵与厚”思想,将陶渊明的诗歌视为文人创作之典范,并致力于重新构建古诗经典体系,对后世诗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王崇炳词对澹归的接受

王崇炳七十岁以后,偶读澹归之《遍行堂集》,受其“发挥道趣”的启示,转变了词学观念,诗词等量齐观,方才有意识作词。通过分析咏史怀古、自我审视、关注现实等题材内容,考察王崇炳词对澹归的接受,得知二者的连接点是“哲学”,最终指向都是实践,澹归词是禅观实践的组成部分,王崇炳词是诗教观实践的生动样本。

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治疗躁狂症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时间因素对十三鬼穴治疗躁狂症疗效的影响作用。方法:将符合CCMD-3躁狂发作诊断标准的33例患者随机分为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组、药物治疗组和常规十三鬼穴针刺组,10日为1个疗程,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于治疗前及治疗后使用躁狂量表(BRMS)、大体评定量表(GAS)及病情严重度量表(CGI-SI)进行评定。结果: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组88.89%,药物治疗组81.82%,常规针刺组76.92%,经统计学分析,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组和药物治疗组疗效相当,且优于常规针刺组。各组治疗前后BRMS评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子午流注纳支法针刺十三鬼穴法在临床治疗方面存在较好的疗效。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释“■”“食”

根据"■""食"二字的甲文字形所体现的原初构形的意图,可以探讨它们所贮存的上古先民餐饮及其相关文化的内涵。甲文■反映的是远古人们饮用水浆的场景,饮用的方式是一种舔(?)。甲文(?)是由两个构件(或者称字素)构成,表示一盛有充足饭食的器皿——簋,有"集众米而成食"的词义特征。"■""食"二字体现了中国古代深厚的农耕文明、器物文化、酒文化和餐饮文化。

归有光《史记》评点研究

本文主要对归有光的《史记》评点作出研究,揭示归有光对《史记》的接受状态及其局限性。

论王夫之选本批评

王夫之有古诗、唐诗、明诗三部评选。三部评选是船山精心构思的著作,是深入了解其诗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材料。三部评选的比重安排,显示出船山尊古抑唐的思想倾向。用选本表达独特的诗体观是船山特色。船山选本及相关评点与《古诗归》、《唐诗归》有明显的针对性。

《識簋》“司土(徒)”职掌研究

《識簋》铭文有关"司土(徒)"管理籍田这一职掌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国语.周语》记载的"籍田礼",可以看出《識簋》铭文记载"司土(徒)"管理籍田是其神职、礼职和民职的体现。在周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司土(徒)神职、礼职的色彩逐渐消褪,但是其管理和教化民众的功能得到加强。

史欣德运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治疗慢性湿疹验案1则

史欣德教授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对经方临床应用体悟较深,临证每以经方疗宿疾起沉疴。现介绍老师治疗慢性湿疹医案1则,以飨读者。

关于张士贵家族的几个问题

关于唐初著名大将张士贵的研究,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是其籍贯问题,二是其家族早期世系问题,三是其文学形象问题。根据相关史料可以认为张士贵的籍贯应在今河南卢氏,而不是今山西盂县,盂县是其后人迁居之地,关于其家族早期世系应以其墓志记载为准,而不能以后世所编的张氏宗谱为准,张士贵的三子分别是张仁、张政、张纲;张士贵形象的歪曲始于元初,并非伶人不识字随意而为,而是元代文人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为了塑造薛仁贵的英雄形象,有意将其作为反面人物。

初唐将领张士贵的行迹考述——以贞观十九年征伐高丽为中心

张士贵是初唐时代著名的将领,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唐朝疆域的开拓捍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然《旧唐书》《新唐书》所列传记简略,难得其实,学界探讨其生平均依1972年唐昭陵出土的张士贵墓志铭,而对张士贵参与征伐高丽(高句丽)前后涉及问题的探讨却疑点甚多。具体来说,张士贵官拜幽州都督经纬如何、墓志铭中"以遣去官"作何解释、征伐辽东之役张士贵有何贡献,薛仁贵的横空出世与张士贵有否关联等等,都有待于我们根据相关史料做出合理的判断。

明代史学转向与《史记》的文章学接受——以宋濂和归有光为中心

明代是中国史学史上叙事史学衰落的阶段,被视为中国史学的转向期之一。这样的时代学术背景导致了《史记》接受史上的重大变化,《史记》作为叙事史学典范的史学价值被大大削弱,继而在文章学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和继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史记》对明代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也发生了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明初文臣宋濂和明中晚期散文家归有光同样在学习《史记》过程中产生的写法和风格上的重大区别。

贵阳市高坡乡红毡苗鬼师的现状与变迁

鬼师是贵阳市高坡乡红毡苗支系传统宗教信仰文化中的代表性角色,仪式活动中须穿着特殊服装,熟练使用各种法器,以苗语念诵宗支祖先名谱与《指路经》。为死者开路,引导亡灵回归祖居地与祖灵团聚;为人户主持敲牛祭祖仪式乃鬼师的主要职责。鬼师并非一种职业,为他人主持仪式并不收取报酬,但鬼师却是本姓氏宗支的文化人、智识者,威望极高,鬼师的代际传承亦有其特殊的机制。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中,鬼师亦出现某种变迁。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师臾钟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

本文对陕西扶风强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的师臾钟年代与铭文所载虢季氏世系重加分析和讨论,指出师臾钟应系西周晚期厉王时器,同出的恒簋的"恒"应即师臾的先祖"虢季"。铜器窖藏的形成当与西周末年厉王时期国人暴动所导致的社会动乱有关。同时对太师小子豢簋等一批过去年代判定错误的器物重新断代、系联,将西周时期在王朝历任师职的虢季氏家族的有关铜器串联起来,反映了虢季氏一支自西周早期昭王世至西周末的发展脉络,对更清楚地认识虢季氏家族的历史和西周历史发展的有关细节皆有裨益。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解析

《论语》"司马牛忧曰"一章历来就有不少争议,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真实内涵。在中国古代特有的有关"天"、"命"哲学文化基础上,它指的是一种通达知命的行为,指的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自强不息,日有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