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编撰者新考

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经典《玉台新咏》的编撰者为徐陵,自唐以来似乎已成定论。21世纪初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史专家章培恒先生提出新的见解,认为《玉台新咏》实为张丽华所“撰录”(编撰)。这一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玉台新咏》的“编辑”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参与,《玉台新咏》的“编辑”是集体合作的成果。《玉台新咏》的编辑者是徐陵,“丽人”是“撰录”者,“高楼红粉”是校对者。《玉台新咏》除了《玉台新咏序》之外,还有“小序”,即编撰者为诗集中的个别诗篇所加的序言。“小序”乃是考证《玉台新咏》编撰人的重要“内证”。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宁调元诗序之史料价值与艺术特色

宁调元十分重视诗序的创作,其诗序可分为赠别类、宴聚类、唱和类等多种类型,性质和功能多样;其或提示时间,或点明地点,或记录事件,或介绍人物,史料价值较高;其意境开阔,气势宏伟,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引人入胜,艺术特色鲜明,堪称我国近代诗序中的珍品。

论海子的抒情短诗

抒情短诗是海子流传最广、成就最大的创作,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三点:意象和咏唱合一;“麦地”意象的书写;热爱“人类秘密”的浪漫主义精神。因其丰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海子的抒情短诗将永远为人们吟唱和铭记。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题红楼梦》写作抄寄时间及序中“先人”歧义论析

明义生于乾隆十年。明义《题红楼梦》七绝20首的写作时间,在乾隆二十五年。袁枚误解了明义《题红楼梦》序中“先人”之义,误以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明义誊抄《题红楼梦》寄给袁枚的时间,在乾隆三十一年。“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是明义与尹似村讨论的结论。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与《毛诗序》阐释差异——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上博《孔子诗论》简的问世,不仅为我们研究先秦《诗》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也为我们研究汉代《诗》学提供了难得的参比材料。把上博《孔子诗论》简与《毛诗序》进行比较,探讨它们《诗》学阐释的差异,可以为我们研究《诗》在秦汉之际的衍变提供帮助。

《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原录序跋补遗

《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是一部关于清诗总集研究的重要著作,其主要内容在于全文过录原书的序跋及凡例等有关文字,为读者了解、研究清初的全国性清诗选本提供方便。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所录原书序跋之类存在不少遗漏,因此有必要为之补遗。

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上)——戴复古交游考之一

本文对南宋江湖派代表诗人戴复古的石屏诗编选者与序跋作者生平简历以及戴复古与他们的交游进行了考述 ,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南宋诗坛的状况和特点 ,认识戴复古这一江湖诗人形象及其诗作的价值 ,深入开展南宋后期诗风的研究 ,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竹简《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文试图在较为客观地把握竹简《诗论》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诗论》置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中加以比较考察,来认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文章认为,《诗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诗学专论,是先秦文艺性诗歌评论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若干重要思想的滥觞;通过与《毛诗序》的比较,可见《诗论》与《毛诗序》旨趣迥异,其文艺价值远胜于《毛诗序》,同时《诗论》也可能对《毛诗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文章还指出,《诗论》能为审视《毛诗序》历史公案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宋词自注现象探讨

宋词自注从方式看可分为夹注、尾注、题注三种,从内容看可分为注词句、注名目、注背景三类。自注与小序都是起导读作用的说明性文字,而小序是注背景缘由的,自注是注字词语句的,小序是说明全词的,自注是说明局部的;两者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自注与小序一样,体现了两宋词坛的“破体”风尚和“雅化”轨迹。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从心学内涵看杨简废《序》的思想成因

杨简主张废《毛诗序》,这和他心学思想的理念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他主张"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有普遍的意义,故而反对《毛诗序》解诗的历史化;因为他主张人的"本心"直指,故而反对《毛诗序》"支离"的解说,提倡"通言"的解读;因为他主张"本心"先天性的存在,故而反对《毛诗序》的"美刺"说。

《诗序》编撰时代考论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特点、先秦时无人提及《诗序》的现象以及春秋战国时人称引《诗》之态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时《诗》本无《序》。周代采编《诗》这部乐歌总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实乐章以备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而乐歌这种辞乐一体的艺术形式,重在乐调之别,其乐辞作为文本意义并不突出,故无须作序。至汉代则有了作《序》的必要,《诗序》也打上了汉儒编撰的痕迹。故《诗序》虽不能确指为何人所作,但可断定必为汉儒所为。

试论王维的诗序

王维的诗序具有"一代文宗"的特色,其中赠别序与宴会序最有成就,用典使事,典雅凝重,文采焕发。虽然形式上多用骈文,但仍然具有盛世文章的特点,可以作为"盛唐气象"的一种代表,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从《兰亭集序》看魏晋生命意识

通过解读《兰亭集序》和《兰亭诗》,我们看到兰亭雅会诸人在诗文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从汉末一直到魏晋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小我对大我、小我对小我认真审视的结果,是弥漫在这一时段的空气中的苏醒意识。魏晋名士个性最为张扬,处处强调个体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潇洒,但是在他们放浪形骸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压抑与苦闷。拟在忧生之叹、放诞之狂、山水之寄、服石之误等四个方面对魏晋生命意识作一探讨。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