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彤与袁世凯父子

王锡彤与袁克定为结拜弟兄,袁世凯与王锡彤也亲如家人。王锡彤参与袁家机要,出谋划策,深得袁氏父子的信任。王锡彤以他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日记,为我们记录了很多历史细节,对于研究袁世凯及其家族,相当重要;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也相当重要。

用智慧的眼睛透视生活的深邃——王全安电影的创作视角与艺术风格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导演,王全安一直被称为"另类的第六代导演"。从《月蚀》到《惊蛰》再到《图雅的婚事》,他始终是真正站在平民的视点上去看待身边的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生活的本真状态和丰富内涵。从影片在国内外的频频获奖可以看出他独特的艺术眼光和卓越的艺术才华。

南宋南城吴氏社仓及其启迪意义

救灾赈济是不可缺少的公益事业。南宋时期朱熹等士大夫兴办了官营的社仓,而南城县吴伸、吴伦兄弟以家财建成特大型的民营社仓,并敦请乡邻监督。又建书楼教育子孙信守仁义,戒除贪啬、渔利、废事的弊病,把社仓长久办下去。从一块石碑得知,该社仓曾遭闽寇烧毁,吴氏后人重新建立,赈济善举继续开展。朱熹、陆游、王遂皆著文称赞平民吴氏,为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规模宏阔而思虑深长,不愧是富民与官僚仿效的楷模。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汪氏三兄弟”与中国现代科学发展

汪德耀、汪德昭、汪德熙三兄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有欧美留学和工作的经历,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和民主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传统文化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陆续回到国内工作,在生物学、声学、核化工领域内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们还分别担任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亲自参与了新中国一系列科学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组织领导工作,培养了众多科学研究人才,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现代科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勃昆弟考略

王勃昆弟个个才华横溢,并以文学显,在初唐文坛上成为美谈。其中王勃多为论者所称赏,但他的兄弟却鲜为人知。梳理王勃兄弟的生平、创作,重现其动人风采,展示其卓越才能,客观地再现王勃生活的家庭环境,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劼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劼、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劼劝》直言劝告劼、劝;以《送劼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与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看宋明儒学,从而试图将后者看作是一种美德伦理学不同,从宋明儒的观点去看美德伦理学主要是看美德伦理学还存在什么缺陷、局限和问题,而宋明儒特别是二程、朱熹和王阳明,在克服这些缺陷、超越这些局限和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虽然这样的研究在广义上也算是一种比较哲学,但它不是在比较已经完成了的美德伦理学体系,而是在比较中促进美德伦理学自身的发展,而这种美德伦理学并不是西方历史上(事实上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某些伦理学形态的专利。在这个意义上,从宋明儒的观点看美德伦理学并不是用宋明儒的材料去解决西方美德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这种说法隐含了这些问题不是宋明儒、儒家甚至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宋明儒能够解决西方哲学家没有甚至不能解决的这些美德伦理学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也是宋明儒、儒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

王安石的心学思想

王安石的心学思想表现为在由人心做主的前提下确立道义的准则,与一般儒者恪守封建的伦理纲常而画地为牢的思想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王安石的这种叛逆思想因而遭到了他们的激烈批判与反对。王安石思想的心学特色在宋学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开创意义,而稍后的二程洛学虽然也重视"心"的作用,但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心学思想。

明代曲学中的情趣论

明代中后期,戏曲美学界发生过本色论、情趣论、折中论的论争。其中,情趣论以汤显祖为代表,崇尚不拘理法之"至情"和"趣味",主张为了戏文的"意趣神色",传奇可写虚构之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后来王思任、茅元仪、茅暎等人加以声援和继承。如茅氏兄弟声称:"事不奇幻不传,辞不奇艳不传。"情趣论的曲学主张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片面之处。作为明代曲论三派之一,明代情趣论的曲学主张具体是怎样的?得失如何?试加检讨甄别。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教训与启示

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米夫按照苏联方面的意愿,撤掉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将自己所欣赏的但又无充分领导能力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人扶上了领导岗位,压制党内反对派,给我们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文章通过这一反例强调了独立自主在党的建设上的重要性。

二程的“儒者之学”发微

河南大儒二程兄弟是北宋新儒学建立的中心人物。二程“儒者之学”区别于当时的“词章”“训诂”“异端”之学。是所谓的“通道”之学。“求为圣人之学”,包含着两个密不可分的维度:义理性命和经世致用。“儒者之学”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学”,实学之实既包括了体之实,又包括了用之实。与佛老相比,二程的“儒者之学”不仅能够“敬以直内”,而且能够“义以方外”。另一方面,与荆公新学相比,二程的“儒者之学”不仅能够“经世致用”,更重要的是能够“明本末终始”,并且不同于新学的“支离”,事事打为两橛,它是“体用一源”的,有其体必有其用。

是败笔,还是一次意识形态实践——《青红》中的北京话

《青红》作为一部广受赞誉的影片,其原型可以看作是导演王小帅记忆深处的童年显影,但影片中小根地道的北京话让人觉得太不和谐,按照文本所描述的那样,小根土生土长于一个边远小镇(贵阳市的一个村镇),怎么可能说北京话呢?因此,文本中的北京话确乎是一大败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防将其看作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实践。

《聊斋志异·王六郎》之诗化书写:与本事渊源之比较

本文拟分析《聊斋志异·王六郎》与相关本事《迪吉录·松陵溪鬼忍淹泉下而不忍索代帝敕为神》间之叙事异同与情感取向,藉由观察彼此情节增删与书写目的之差异,探讨其间之可能意义。蒲松龄于《王六郎》着墨于许姓渔夫与王六郎之间的人鬼情谊,强调人与自然、人我之间的对待与感悟,实展现了相当的诗性与想象,使《王六郎》故事不限于既有本事之劝善格局,而另有清逸空灵与世俗温暖之融通,以期具体化《聊斋志异》之书写意识与艺术内涵。

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的争论

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之后,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在中共中央内部,一方面是王明自称奉共产国际之命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贬低游击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原则,反复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并根据战场形势展开部署。王稼祥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从十二月会议以来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延续并为全党所公认,毛所重视的游击战战略及其具体实施得以定论。

道学形成及道学对儒学影响论略

儒学长期局限于训诂与注疏,到唐末、五代时期,已越来越僵化与衰微。两宋时期,求变思潮成为思想界与政治界的主流。政治的改革,学术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最终催化了道学的形成。道学融会佛、道思想,较好地解决了儒学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使儒学重新走上了独尊的地位。

清藏书家蔡廷相、蔡廷桢生平及藏书考

金匮蔡氏兄弟——蔡廷相、蔡廷桢是清中后期的藏书家,其藏书处“醉经轩”收藏宋元本很多,是清代中后期善本递藏的重要一环。论文详考金匮蔡氏兄弟的籍贯、行第、字号,确定蔡廷相,字孙峰,号伯卿,为兄;蔡廷桢,字慕周,号卓如,为弟。结合旁证,推测二人生卒年大致为1835—1887年。综合书目记载,辑录金匮蔡氏旧藏书,共得35种,其中宋元刻本12种,罕秘孤本至少有4种,并进一步考订其流传过程以及现藏地。

《聊斋志异·王六郎》之本事考辨

既有研究以为,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王六郎》有其本事,本文则另考辨其他故事渊源,以书写年代先后为原则,据目前检索所得,明末颜茂猷(?-1637)《迪吉录·松陵溪鬼忍淹泉下而不忍索代帝敕为神》之故事当更接近《王六郎》本事,本文同时分析王六郎故事与相关本事间之叙事异同与意义。《王六郎》描写许姓渔夫与王六郎之间的人鬼情谊,其间蒲松龄对于人与自然、人我之间的对待与感悟,展现相当的诗意与想象,使王六郎故事不限于劝善格局,而另有清逸空灵与世俗温暖之融通,透过本文对于相关本事渊源的探讨,或可提供更为具体阐释蒲松龄之书写意识与价值怀抱的基础。

梦破碎的地方——电影《北京单车》的文化现象分析

从王小帅的电影作品《北京单车》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六代"导演在电影题材上不同于我们 传统电影忽视个体的个性、描绘个人从属与集体从而获得幸福的模式,也有别于传统电影中充满历史感和责 任感的民族语言,他们从另一方面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在形式上,他们以纪实的拍摄方法重 新阐释了现实主义。

论王稼祥对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独特贡献

王稼祥作为我党我军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几次关键时刻,为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最为关键的一票,为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全力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为在思想上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