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成为贯穿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概念。新世纪“底层文学”对底层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确证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彰显了“新人民性”的正义价值,这是对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传承与重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传承和流变,为“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呈现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构《讲话》精神之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新人民性”价值的当代意义,是探寻“人民文艺”乃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重要路径。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论《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

在中国人民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讲话》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思想,必将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从文艺腔到工农兵语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语言风格转型再讨论

本文从中日战争中全民族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历史视野出发,重新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延安文艺语言风格所发生的转型,揭示这一转型并非单纯的语言风格、表达习惯的变更,而是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权力重构而出现的带有历史本质性的文化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从口头演讲转化为书面文本先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但在其版本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了对《讲话》原始口述版的探究。通过对相关文献及亲历座谈会的作家日记、回忆记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应为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现场互动。“结论”虽不及公开发表时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却颇为生动风趣,现场感极强。《讲话》由口头演讲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文字文本,不仅意味着语言形态、意涵的变化,历史现场的变动,而且也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轨迹。考察原始口述版《讲话》,有助于完整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曹禺创作的转型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戏剧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曹禺创作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杰出的剧作,达到了创作的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曹禺积极进行思想和创作上的"转型",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作品。这些剧作虽然难以再创辉煌,但是却显示出曹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积极阐释与实践,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转型背后的复杂原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述评

自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已整整八十个年头。八十年来,《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回顾八十年来《讲话》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学习宣讲、异化教条、反思质疑、理性阐释、拓展深化五个发展阶段,围绕七大研究热点,出现四次研究热潮,产生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原始史料挖掘不够、海外接受影响研究薄弱、《讲话》与延安时期文献互文性关注不足、国际交往对话研究意识缺乏等问题。全面盘点八十年来《讲话》研究现状、热点及主要成果,凸显成就,明确拓展维度,对于深入研究《讲话》颇具意义。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若干思考

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需要关注其得以产生的语境。《讲话》中最富有创造性、最能体现毛泽东文艺学思想的实质,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上卓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这两个问题的论述。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讲话》成为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共同纲领"。其基本精神在历史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新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解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全新中国"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构想,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从其乌托邦意识形成和表现来看,农民子弟身份和浪漫主义诗人情怀强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和革命生活中的乌托邦色彩,直接影响到《讲话》"政治文本的文学想象"品质形成;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来看,《讲话》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次文学艺术方面具体出演,演绎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构想与展望,服从于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想象;从20世纪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讲话》所包含的乌托邦意识表现在对民族国家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共鸣式叠合的理性诉求,是对历史的自行展开过程的一种高清度的把握。毛泽东借用乌托邦思想所显示的不满现存、指向未来的努力,使《讲话》文本和全新文学实践保持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追求。

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性探赜--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习近平文艺论述最为集中的系统阐述,以群体与个体并重的人民文艺本质论、文艺与人民利益福祉重要关联的文艺功能论、文艺要适应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文艺精品论、人民的精神与价值观塑造的文艺创作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尊重与引领机制的文艺制度论,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之处,从而成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生动阐释与创新性表达,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创新性发展。

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战时意义及当今价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重新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战时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文献,是一项包含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意义在内的重要学术活动。《讲话》确定了文艺创作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路径,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明确规约,团结了大批党内外的作家、艺术家,为夺取抗战胜利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战时价值不可低估。同时,在以娱乐、戏仿、拼贴为主的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讲话》所彰显的注重文艺社会功能的严肃精神、直面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关注底层精神需要的价值追求,于广大的文艺创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引领并保证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基于平行双语语料库金融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本项研究基于自建双语金融英语翻译教学语料库,参照社会建构理论——认知学徒制理论框架,遵循语料库翻译教学的特性,建构了新型的金融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模式,并对此教学模式开展了教学实验。通过一系列的质性、量性效度验证,此教学模式对于提高学生金融英语翻译能力有效,并支持了前期研究假设。

《讲话》的再审视:阻断“人的文学”,建构“人民文艺”

《讲话》是针对延安文艺界的"不正常现象"而发的,这一"不正常现象"显现着"人的文学"在延安的影响。《讲话》精神的实施阻断了"人的文学",建构出"新的人民文艺"。当下"红色经典"的改编显现着"人的文学"和"市民文艺"对"人民文艺"的侵蚀和遮盖,艺术趣味的变迁中体现着历史观的困惑和疑虑。"人民文艺"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决定"人民文艺"究竟是未能完成的历史建构,还是终将完成的历史建构。

与民心同构是提升文艺活动审美效应的重要前提——重温《讲话》兼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指向

今天重温《讲话》依然有新的启示,尤其是关于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的论述,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深思。文艺自身价值的实现毕竟是始于其成为人的意识中的事实之时,始于其与审美群体的世界观和审美取向发生关系之时。社会主义文艺在合此规律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与民众的血脉联系,强调促进人民的进步事业的价值。其中,文艺创作者做到与民心"同构",是其创作提升精神力量的重要前提,而且惟其如此,其创作才可能真正实现与民众感应互通,并进而形成情通意适的审美活动。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

当代文学批评标准的嬗变与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

建国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理性化、学理化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批评标准也由以往的单一封闭逐渐走向多元开放。这在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使当前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价值观问题。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上,建构一种科学合理的主导文学批评价值观,才能使当前文学批评走出误区,回归正确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