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中对“奇”的阐释

但明伦在评点《聊斋志异》时,将“奇”作为核心术语,并通过奇文和奇事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就奇文而言,但明伦以“曲”为奇文的构型准则,将创作中曲折变化的叙事手法拢括在奇文的范畴之内,架构了“奇”与文法层面相对应的叙述方式。就奇事而论,但明伦从题材内容的角度确立“幻”为奇事的内核。在奇文与奇事双向同构的批评维度中,但明伦将“奇”与“理”构于一体,围绕“奇”与因果报应的关系建构起特定的逻辑依据,重构了“奇”的原初义涵。这样,“奇”不仅接续独特、殊异的本义,进而还与社会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形成了正向关联。

论汤素兰童话小说《阿莲》的艺术性

汤素兰创作了大量的童话小说,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汤素兰童话小说《阿莲》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该小说运用音乐中的节奏、旋律与绘画中的线条、色彩等艺术元素,描写故事内容及情节发展的脉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其童话小说温暖细腻、富有童趣,蕴含哲学意蕴,同时又能体现出促进儿童成长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独幅图与连环画——“图咏本”与“全图本”聊斋“女性篇”插图比较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中,学界对绘本插图的研究较为薄弱,对独幅图到连环画性质的多幅图的流变关注不够。在不同版本插图的具体比较方法上,大多为多对多或一对一的比较,缺少一对多的比较。比较“图咏本”独幅与“全图本”多幅《聊斋志异》“女性篇”插图,可以发现,在相同图像主题的呈现上体现出它们对情节律的共同追求。在相同图像主题的不同细节处理中存在“全图本”插图对文本的逃逸现象,“图咏本”与“全图本”插图在构图风格上呈现出文人画与风俗画、简朴与繁华、保守性与灵活性的对比。两个版本插图对不同图像主题的取舍反映了它们的雅俗差异,“图咏本”插图强调情节性,对小说的诠释性强,风格偏雅,适合公共性阅读;“全图本”插图喜艳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与民俗表现,观赏性与娱乐性强,风格偏俗,适合私密性阅读。

论冯骥才小说《俗世奇人》的语言艺术

冯骥才是一位运用天津语言艺术的大师,其《俗世奇人》《三寸金莲》《神鞭》等作品的语言独具特色,颇具“津味”。天津地域特色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很大,该文从《俗世奇人》的用词特点、句式结构及修辞手法三方面入手,结合作品原文与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揭示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厚地域情感。《俗世奇人》融入口语化、形象化表达,用词简练精准,突出作品特色;句式灵活多变,设问布置巧妙,融汇相声艺术;善用修辞手法,凸显幽默讽刺,传达情感道理。对《俗世奇人》的“津味”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也为研究冯骥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生态美学背景下的《聊斋志异》解读

在探索《聊斋志异》所蕴含的深层次生态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解读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自然景象、动植物形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绘。蒲松龄通过其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描写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度理解和热爱,而且表达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这些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警示,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蒲松龄的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文学审美的享受,也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该文旨在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深入解读,探讨如何通过文学表达生态美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所在。

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由恩情到爱情:古代小说人神恋的一个范型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神恋题材存在一个范型,即女仙(广义)被救助后,因感激而以身相许,即爱情由恩情转化而来。如《聊斋志异》中便有这样一批基本情节框架相同的作品。而其典型之作前有《柳毅传》,后有《白蛇传》。从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伦理追求。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天使、妖妇及“人”——论《聊斋志异》中的三类女性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截然分为两大类型———“天使”与“妖妇”。“天使”一类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审美理想的载体,而“妖妇”一类的女性形象则表达了男权社会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在《聊斋志异》这一男性文本中,“天使”与“妖妇”形象占据着重要位置,暗含了作者蒲松龄对男权文化的重申与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还存在着一些“新女性”。这些“新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强烈的女性解放色彩。

中古小说斩蛟故事的演变

斩蛟故事是中古志怪小说重要题材之一,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诸多变化。首先,作为斩蛟者的人身份由勇士向道士进行转变;其次,蛟在文本中的形象由符号化逐渐变得具体;最后,斩蛟手段也由刀兵斩之转向道术御之。这些变化反映了先民战胜以蛟害为代指的自然灾害的勇气与决心,也深刻反映了中古时期佛道两家思想传播对民众心理的影响。通过对中古小说中斩蛟故事变化的分析,揭示这些故事在民族心理、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意义。

致病与治病: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疾病”的想象与文化隐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致病的记述,有政治失序、鬼神妖物魅精怪、善恶因果报应和未知怪异等,治病的方法则有卜筮符咒、悔过念佛、上章忏悔解罪、草药医方和民间俗信等,不仅是编作者的搜奇好异,更有其深层次的文化隐喻。疾病本来是医学问题,志怪小说中的疾病叙述却成了映射出社会文化生活的记录。疾病的叙述,由人体反常状态,隐喻整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败坏。

精神分析视角下《聊斋志异》文本新解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有些学者从西方的精神分析视角来剖析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心理动因等,而重新从精神分析视角对该小说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还反映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的两种“本能”,即“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其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其三,“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的人格境界。

基于及物性理论的童话故事与小说对比研究

童话与小说作为两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有着不同的读者——童话针对儿童,而小说针对成年人。这一不同使得二者有着不尽相同的文体特征。本研究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提出的及物性系统作为理论框架,应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对二者文体特征的不同特点在及物性方面的体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及物性系统的不同过程在童话和小说两类不同体裁中的使用频率有所差别,并且同一类型的过程中的动词选择以及过程子类也不尽相同。

STRANGE TALES INDEED

A close look at Pu Songling’s immortal short stories“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再读《聊斋志异》For centur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the de facto method for members of any strata of Chinese society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 class.Success in the exams,in many ways,was central to success in society.Many,failed.

《聊斋志异》翟、宋译本民俗事象英译策略研究

《聊斋志异》翟理斯(Herbert A.Giles)经典译本与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全译本的翻译目的都是通过翻译中国作品传达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民俗习惯及思想言行。本文基于民俗学理论,从语言和思想层面对翟、宋译本中的民俗事象英译展开研究。研究表明,为达翻译目的,翟、宋译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翟译本以“归化+注释”为主,突出中西文化之共性与融合,对初期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时代背景下,宋译本以“异化+注释”为主,注重中国民俗元素的精准翻译和民俗内涵的言说,是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之作。

迷信与科学之间--《夷坚志》的瘟疫叙事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

瘟疫故事作为《夷坚志》诸多题材类型之一,映射和重构了南宋以江西和江浙为重点的广阔地域范围发生瘟疫的历史真实,还原了一个个灾情现场,描绘了丰富的疫鬼瘟神形象。瘟疫以不可预知性、杀伤力传染性强大而引起社会极度恐慌,洪迈以志怪的形式呈现了受灾民众的复杂心态,特殊人群的积极救治,达到了一种文学真实。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民众的瘟神信仰,政府的祈神禳灾,虽然是一种应对瘟疫的虚幻手段,但有利于民众情绪的发泄,消减群众对意外事件的焦虑,将无形的信仰和有形的医药结合,迷信和科学措施并行,起到了药物救治和心理暗示的双重功效。

两宋“双城记”:“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解读的城市文化视角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一方面是“依城塑人”,即人物开展都城化叙事。“包龙图”依托“开封府”统领侠客在以政治主题为主的多元空间内惩恶扬善,济公则以“替僧”身份游走临安的市井江湖,带领徒弟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人名城”,即都城彰显人格化特征。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彰显城市的人格化气质,包公逐渐演变为中原清官文化的时代象征,济公身上则凝聚了江南和合文化的世俗样貌,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

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描写狐精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一个独具人性和人情美的理想狐世界。蒲松龄既继承了前代文学所积累的狐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聊斋志异》中发展出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蒲氏仁学”,塑造出具有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和乐善好施等“仁性”品质的完美狐精形象,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生发出人不如狐的哀叹。

论《云中记》对地震题材小说的突破及其局限

汶川大地震后涌现出了大量的地震题材小说,但急就章性质较浓。阿来的《云中记》以祭师阿巴为叙事主人公,凸显了对人和自然的终极关怀。《云中记》在历史重述、叙事、所展现出的悲悯等多个方面对地震题材小说有所突破,但整体来看,它并未实现对阿来既往小说的超越,是一部有突破的局限之作。

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启蒙价值与意义--以《单筒望远镜》等为中心

冯骥才迄今一共创作了四部“怪事奇谈”系列长篇小说,近期出版的《单筒望远镜》距前三部小说的创作间隔长达30余年。如果说其他三部作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力,那么《单筒望远镜》则将东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反省推进了一个更新的层次。这部岁月的沉淀之作实现了旧时天津城市想象抒写的突破,是新时期作家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启蒙之作,以期让两种文化在相互理解中更好地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