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资本流入突停研究

在对资本突停进行数量界定的基础上,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期间的资本突停作了分析和探讨,研究了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资本突停的宏观影响因素。以1980-2009年间2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二元回归和泊松回归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表明,金融贸易业的开放并不必然造成资本流的突然逆转,稳定的汇率体系有助于降低发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在同等条件下,过大的外债存量和资本流的激增都会加大资本突停发生的概率。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消费平滑与最优外汇储备持有量

通常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抵御外部冲击、平滑居民消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循此逻辑,文章构建了三部门模型模拟了货币当局面临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时,出于平滑消费目的的最优储备持有行为。研究发现:中国静态最优外汇储备量约占GDP的19.26%;中国实际储备与最优储备的差额自2010年起稳定在1.8万亿美元;最优外汇储备量与"突然停止"发生概率及其导致的产出损失、短期外债规模、居民存款规模及危机时的资产置换比率、风险规避程度正相关,与银行备付金比率、国际风险溢价程度负相关;从危机应急的角度看,提高银行备付金比率、控制居民存款置换外币比例能有效节约外汇储备,但从长远来看控制国内短期外债规模、确保银行稳健运营才是应对国际资本"突然停止"风险的关键。

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旨在阐释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强调资本流动总量的波动对货币危机的动态影响,即过度资本流入诱发货币危机,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或逆转导致货币危机的深化,这种深化在国内表现为剧烈的经济衰退,在国际上则表现为货币危机的“传染”。因此,防范危机的关键在于有效管理资本流动,降低其波动性。

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1978—2007年共90个国家数据,分别建立Logit和Probit模型,对影响资本流动突然大幅度减少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经常账户/GDP的变化量极其显著地影响着SS的发生,汇率的变化率仅对所设定的SS的其中一个指标显著。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外部危机形式,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在新兴市场国家频繁发生,对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构建"突然中断"的预警系统,对于完善已有的危机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突然中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预警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KLR信号法构建了预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预警能力的考察。结果表明,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均具有良好的预警能力。与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体系相比,文章结果突出了国际金融市场指标和资本账户结构指标的重要作用,说明"突然中断"是一种与国际投资者行为密切相关的特殊危机形式。

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基于全球68个经济体的实证考察

资本账户开放在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并导致极端资本流动冲击频发。本文利用68个经济体1985—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提升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而一国金融发展有助于缓冲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突然停止”冲击,其缓冲程度可达28.72%,且金融机构相对于金融市场的缓冲作用更大;金融发展程度以0.4为界,其缓冲作用呈现出非对称的“V”形变化。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通过推动经济增长、稳定汇率发挥缓冲作用。由此,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先机构、后市场”的金融改革次序、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深度、扩大金融机构可得性,同时稳定经济增长、抑制汇率过度波动是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应有之义。

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2007年以来,中国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增加,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利用全球149个经济体1992—2015年的年度数据,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进行一系列分析后发现:突然中断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但对不同汇率制度经济体的影响却不一致;在发生突然中断时,弹性较小的汇率制度下的经济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汇率制度弹性较小的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通常较低,价格稳定有利于出口,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恢复。这一发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危机时重新回到盯住汇率制度的做法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也为我国在增强汇率制度弹性的改革过程中有效应对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冲击提供了政策参考。

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不同负债结构国家的经济影响

本文在IS-MP模型中引入国家对外负债结构变量,对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然后利用26个新兴经济体2003-2015年的季度数据,以FDI占比衡量国家对外负债结构,对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不同负债结构国家的经济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流动突然中断会给一国经济增长带来显著负面影响,但是对不同负债结构国家的影响不同;在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时,一国对外负债中FDI的比例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对国家的对外负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确定FDI占比的合理区间,有利于更好地应对经济冲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生产者和银行在内的三部门模型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利用199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中介作用且被融资约束所调节,即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有49.3%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这其中受到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作用高达84.7%。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有效监管、预警和对冲“突然停止”冲击,完善政府补贴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创新,激励企业积极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实现“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稳健提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形成诱因及发生概率研究——基于新兴国家面板数据的考察

在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形成机理和典型事实做简要描述的基础上,采用1980-2011年3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样本数据,建立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分析突然中断发生概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考察期前一年的经常账户余额、金融开放度、国内外利差与突然中断发生概率正相关,通胀率和国际储备占外债的比重与突然中断发生概率负相关;考察期当年的通胀率、国际利率水平和风险传染与突然中断发生概率正相关,GDP增长率、金融开放度和短期外债占比与突然中断发生概率负相关。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我国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政策建议。

中国发生资本流入“急刹车”的可能性及其防范

就国内外经济现状和趋势来看,中国短期内发生资本流入"急刹车"的可能性不大,但潜在风险客观存在,风险主要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因此,在抑制短期资本过度流入的同时,应注重提高资本和技术的产出贡献率,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冲击,并着力构建防范体系,以保证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急刹车"再次发生时,我国不会首当其冲遭受冲击。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考察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文章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冲击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9%;异质性考察显示,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政府补贴程度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突然停止”的影响程度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突然停止”冲击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该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程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发生之后,增加内源融资和外源股权融资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由此,文章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稳创新”,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广开源”,完善自主创新长效机制“注活力”,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冲“突然停止”冲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汇率制度弹性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

本文以65个主要经济体1980—2021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生存分析法考察汇率制度弹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发挥危机缓冲器作用,提高汇率制度弹性能够使“突然停止”风险的退出概率增加69.7%,即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有利于缩短“突然停止”持续期,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更有利于其从“突然停止”风险中快速退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度能显著促进汇率制度弹性对“突然停止”持续期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三元悖论”中选择汇率稳定还是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货币政策独立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增强汇率制度弹性,同时审慎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从而更好地缓冲“突然停止”冲击。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季度数据,本文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上市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会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提高金融资产获利水平,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突然停止”冲击通过提高信贷成本、降低资产价格促使企业减少金融资产持有,而代理成本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则有利于提升金融资产获利水平;“突然停止”冲击削弱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持有偏好,增强长期金融资产持有偏好;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把控资本账户监管力度、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均有利于减少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为探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衍生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同时为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