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意识障碍患者对唤名和音乐刺激的脑电反应研究

唤名和音乐刺激是目前临床上严重意识障碍患者促醒的常用方法之一,研究唤名和音乐等不同声音刺激下的脑电响应机制,对临床上促醒治疗具有重要意义。采集严重意识障碍患者样本33例,分别采集患者在唤自名、唤他名和音乐刺激前后的脑电数据,利用小波变换的方法求取刺激后60 s和刺激前60 s安静状态下的小波能量值,统计分析3种声音刺激前后的脑电小波能量的比值差异性,以比较3种不同声音刺激下最小意识状态(MCS)和植物状态(VS)意识障碍患者的脑电响应。结果显示:MCS患者在唤自名刺激下,刺激前后脑电能量变化的平均值为3.839,高于唤他名刺激下的1.609(P<0.05 vs唤自名)和音乐刺激下的1.937(P<0.05 vs唤自名);VS患者在唤自名刺激下,刺激前后脑电能量变化的平均值2.873,高于唤他名刺激下的1.443(P<0.05 vs唤自名)和音乐刺激下的1.263(P<0.05 vs唤自名)。结论表明,严重意识障碍患者对唤自名刺激的脑电响应程度大于对音乐和唤他名刺激的脑电响应,MCS患者对声音刺激的反应整体要大于VS对刺激的反应,该研究为临床上对严重意识障碍患者实施唤自名刺激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性解析

"台湾主体意识"是台湾的主流政治话语,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内涵并不固定,不同的政治势力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相同。事实上,"台湾主体意识"的内涵嬗变既映射了岛内政局变化与台海局势的结构性调整,更是台湾岛内不同政治势力持续不断观念建构的结果。两岸和平发展态势的持续推展将会推动"台湾主体意识"基本内涵的消解与重构。

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

"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的。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这一哲学之基本性质及当代意义有以理解的重要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论文力图表明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之论域的开展,不仅以对黑格尔观念论的“翻转”为前提,而且以瓦解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为前提;这一基本建制的核心是“意识的内在性”,在此内在性中意识的存在特性通过主体性被规定。马克思哲学唯经由“对象性的活动”以洞穿意识的内在性,方始开启出主体性问题的全新境域———在这一境域中,才有可能来谈论“不是主体”的“主体性”,亦即完全不从属于意识之内在性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琼瑶小说探析

作为一位当代著名女作家,琼瑶一生实践着"我写妇女: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文学使命。她把女性的生活、生命、情感体验作为自己所有作品的焦点,以现实的人生态度和梦幻的乌托邦书写对抗了父权意识,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性,完成了对女性自我生存行为的思考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判断。

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学术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教师作为研究者和教师专业化的观念和学术研究的概念出发,指出教师学术研究的意义:促进教师掌握专业知识,促进学科教育学的发展和完善,提高教师的自我意识和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提出促进教师学术研究的建议。

侯孝贤作品的人文亲和力及其文化品格——兼议台湾“新电影”的崛起及其人文脉理

侯孝贤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主将,与杨德昌等年青一代导演的创作一起,以文化主体性的苏醒为主题,将电影提升为一种审度自我成长、反省历史经验的语言,关注台湾从纯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焕发出一种可贵的人文亲和力。侯孝贤的作品深深扎根于台湾"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具有厚重的文化品格。特别是《悲情城市》对历史的诗意钩沉,隐含着一种遒劲的历史笔调,重构了一段不可被遗忘的悲剧史实,将个人记忆转化为"人民记忆",以介入式的历史意识描绘了一幅沉重而苍凉的史诗长卷,给我们带来有益的文化启迪。

汉英双语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

关于汉英法庭口译员的角色定位,从译员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出发,得出其在庭审过程中担任的有"信息的筛选人","交际的调解人","权力的平衡人"以及"立场的倾斜人"四种不同的角色,这四种角色的交织关系具化了在庭审过程中译员所展现出来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不能回避其自身的伦理意识问题。以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为导向,结合相关真实庭审语料分析,对汉英双语法庭口译员的角色定位进行客观的伦理评价,得到如下发现:1)译员主体性意识下的汉英双语法庭口译员的四种角色符合翻译伦理要求;2)汉英双语法庭口译员的角色定位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只要符合翻译伦理要求,译员角色的定位可以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汉英双语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研究

汉英双语法庭口译员的角色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准确定位。从译员的主体性意识出发,结合巴赫金对话理论和福柯权力思想,通过实际语料分析和还原庭审现场,有如下发现:中英法庭口译员在庭审过程中主要担当着四种不同的角色,即"信息的筛选人"、"交际的调解人"、"权力的传递人"和"立场的倾斜人"。这四种不同的角色是相互重叠,互为影响的关系,这也说明了译员主体性意识的关联性,交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台湾女性散文的审美创造

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形成了四、五代代代相继的创作主体,也形成了由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的主题演变轨迹。从书写感性散文到书写具有知性美特质的散文,从书写单纯的抒情散文到书写哲理散文、杂文和文化散文等所谓大散文,从书写个人感受的温婉审美风格转向具有粗粝豪放的阳刚之气的散文,台湾女性散文创作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创造,充满创新意识。从审美的二重特性看,我们所感受到的台湾女性散文及其罗兰散文的“短小轻薄”现象,是其寻求突破、追求多样化的文学审美创造迹象,对于现代散文诗学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的女儿形象

在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闺秀淑女型、时代女儿型和问题女孩型女儿形象着力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中,闺秀淑女消极被动地把男性当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和精神寄托,往往成为时代和男性的牺牲品;时代女儿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体价值,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问题女孩则不关心也不顾忌他人的感受,自以为是地叛逆,放纵青春,甚至伤人害己。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女性成长历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台湾女性小说中的性与政治

从陈烨、李昂、施叔青三人四种小说入手 ,考察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涉性题材 ,如何把性的问题与政治问题融合起来 ,使两者在情节、意象与象征、文学体例、作品意旨等多个层面上交互渗透 ,发展出自成一格的政治论述风格 ,说明个人的性行为其实是被国家、政治、法律、社会等所左右 ,欲望的主体羁绊在意识形态中。

台湾主体意识建构对台湾青年的影响及其对大陆高校开展两岸交流的启示

源于岛内民众反抗侵略、爱土爱乡的"台湾主体意识"在岛内特定政治势力的操弄下,已异化为岛内主张分离的政治势力获取政权和推进"渐进台独"的社会资本,其建构主体已实现世代交替,青年从"台湾主体意识"建构客体转换成为建构主体。高校合作与交流作为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与青年联系广泛、便于组织两岸青年交流的优势,通过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压缩岛内特定势力利用高校及其在校学子建构"台湾主体意识"的空间。

旅游资料翻译中译者的读者意识

旅游文本面向的是特定读者群——旅游者。译者在翻译这类文本时,应注意旅游者旅游活动中强烈的文化交流的诉求和在阅读旅游文本时的文化障碍,对旅游者作为文化他者的阅读习惯及接受水平进行考虑,以增译、删减、转译、改写等方法来发挥译者的读者意识,向旅游者传达异域文化。

“台湾主体意识”的建构及危害--另一种视角审视台湾道德教育

作为台湾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主体意识"教育通过上层统治者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建构推展开来。这种具有强烈"国家认同"色彩和相当分离倾向的意识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主导话语,造成了台湾青少年在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上的混乱,对台湾政治社会伦理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并阻碍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应更加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做台湾青少年的工作,为促使"台湾主体意识"的正面转化创造有利条件。

台湾地区海外汉语教材话题设计中的“台湾主体意识”——以《新版实用视听华语》为例

国际汉语教材的话题是教材内容设计思想的体现。台湾地区的代表性教材《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在话题编排上具有类型多样、注重实用和生动有趣的特点。但由于台湾当局持续推动"本土化"政策的效应,本土教育中"台湾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台湾当局提升"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使得该教材从参与话题的人物设定、话题场景到话题谈论的具体内容都以"台湾"为中心展开,话题设计体现出强烈的"台湾主体意识"。这将对海外汉语学习者的两岸关系认知和中国国家形象认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针对于此,我们虽不必、也不能简单的把教材话题设计中的"台湾主体性"倾向等同于"台独",但是对于该教材或此类教材有可能极端强调"台湾主体意识"的倾向甚至是"台独"倾向则必须给予坚决的批判和反对。

社会承认与“台湾主体意识”的认同

“台湾主体意识”的生成是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人为建构、外部环境或者两者相结合等角度来探讨其生成原因,虽然已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者两个维度相结合,但在微观行动者因素的分析上侧重于政治精英的视角,较少关注同样作为行动者的台湾民众内在心理机制的分析,对于台湾民众出于何种“需要”而认同“台湾主体意识”这一问题缺乏理论性的解释。事实上,“台湾主体意识”可分为“作为政治理念的台湾主体意识”与“作为社会心理的台湾主体意识”两个层面。从承认理论的视角而言,社会承认的需要是台湾民众认同“台湾主体意识”的重要心理动机,日据时期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台湾民众所遭受的实质侵犯以及想象出来的祖国大陆会损害其人身安全、政治经济权利的错误认知,导致他们在追求社会承认上更加执着。台湾民众之所以选择“台湾主体意识”作为实现其社会承认诉求的路径,则与“台湾主体意识”本身的性质、“台湾主体意识”与既有观念的一致性程度、“台湾主体意识”传播过程中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有关。

197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的话语流变

当代“本土”话语生成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本文以概念史的角度,分析“台湾意识”从回归“乡土”的1970年代至今的话语嬗变,以此解释台湾社会的行为模式与意识变迁。1980年代是“台湾意识”话语发展的“鞍型期”。“解严”后,“台独”势力扩权不再是1980年代激进的政治抗争,自1990年代转而在思想、制度层面争夺话语权。2000年后“台独”势力逐渐掌权,“台湾意识”“本土化”趋势加剧,自1980年代的“台湾民族主义”逐渐衍生出当代的“公民民族主义”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