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写本《论语·述而》郑注前十二章拼缀复原研究——兼及中外汉文古写本《论语》郑注资料考察

《论语郑注》在经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非常重要,原书已亡佚,敦煌和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保留了郑注大部分原貌。以《论语·述而》郑注前十二章为例,拼缀复原《论语郑注》文本,对于《论语》学研究、郑学研究及相关语言文字训诂研究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世界范围汉文古写本《论语》郑注资料及相关研究,值得重视和参考。

武王“乱臣十人”及相关问题考论

“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见于《左传》《论语》等文献征引,历代学者对其解说存在诸多分歧。其实,武王言“乱臣十人”,与孔子言“九人而已”本非一事,后人据孔子之言注《尚书》,致二者牵混。综合文本差异、史实情况、人情物理等诸种因素,今传《论语》引马融注“乱臣十人”恐遭后人窜改。有关“乱臣十人”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据经文改注文、由注文改经文、再由经文证注文的历史演变。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述而不作”非孔子编辑思想——兼论目前编辑学界的误读及原因

"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先圣之道的基本态度,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其所指并非孔子的编辑思想,故目前国内编辑学界将之视为夫子编辑思想实为误读。编辑学界产生误读的原因至少有三:坚信孔子乃"六经"编辑者,对"述而不作"本义理解有误,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误读传统的延续。

《论语》释名辨正及《学而篇》校释考异

古今《论语》释名之分歧主要在"论"字上,对"论"的解释达八种之多,其中唯章太炎的"论"作"仑"说合乎历史实际。古今对《学而篇》的校勘、解释亦不乏分歧,故略作考察辨正:对"学而"章应作整体性、连贯性解释;"为仁之本与"之"仁"作"人";"传不习乎"之"传"的本字为"专";"贤贤易色"句意即"贤贤""修然";"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句意即君子忠信,不与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从皇侃对《论语义疏》的解读看六朝经典诠释学之发展

皇侃《论语义疏》是六朝"疏注体"义疏的代表之作,其在全书结构及注经特质上独树一帜。以诠释学视角观之,《论语义疏》较好地贯通了文本的原义、作者的原意、读者领悟之义,将理解、解释和应用有机地联结起来。皇侃在坚持"疏不破注"的同时,巧妙地将经典诠释与哲学思想建构联系起来,创造了自身的"性情论""仁孝论""君子论",从而大大提升了文本阅读的有效性。《论语义疏》诞生于六朝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它反映了时代的文化精神与主体信仰。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它不仅成为了隋唐注疏之学的先导,而且对后来宋明义理释经的蓬勃兴起亦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启迪作用。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无乃尔是过与”结构歧析平议

《论语》“无乃尔是过与”中的“尔是过”,其构造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分析：宾语前置结构、主谓结构、偏正结构。本文通过三种分析法各自合理和不利方面的客观呈现,比较之后得出结论：“尔是过”是偏正结构的可能性大于主谓结构,是宾语前置结构的可能性非常小。本文考察还显示：1.“宾＋是＋动”句,“是”与句末语气词可以同现。2.人称代词作领属性定语,在该定语与中心语之间使用助词是寻常现象。

《论语》“忠恕之道”的西方解读

“忠恕”是《论语》的核心概念,也是在解读上存有分歧最多的概念之一。《论语》在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总体上经历了宗教化、疑古论、哲学式的三种主要解读进路,其代表人物分别为理雅各、阿瑟·韦利、安乐哲和罗思文。而歧义丛生的“忠恕”概念成为分析研究这些不可通约甚至大相径庭的解读进路的最佳例证。分析发现,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目的及所处历史时代及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决定其解读进路的关键因素。

先秦三部典籍中的孔子形象剖析

本文对先秦时期较早记录了孔子事迹的三部典籍———《论语》、《左传》、《国语》中的孔子形象进行了梳理和剖析,探讨了这三部典籍中孔子形象的各自特点,并总结出其在孔子形象塑造上的共同特点即原质性,以期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及其思想提供一个前提和基础。

《论语·学而篇》第十六章新解

《论语.学而篇》第十六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传统的解释是"不着急别人不了解自己,却着急自己不了解别人",这未能切中孔子原意。从论语的不同注本看,更重要的是从孔子和《论语》的一贯精神看,该章应解释为"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担心自己没有东西让别人了解"。

《论语注疏》邢疏校读晬语

本文在南宋蜀大字本《论语注疏》与阮刻本《论语注疏》对校的基础上,对《论语注疏》邢疏讹误筛选分析,现刺取十余例,辨异同而考得失,试恢复文献原貌。

论“学而时习之”疏解的演变

从经学注疏的视角考察,“学而时习之”有着丰富的阐释和鲜明的演变特征。汉唐学者多将“学”理解为对知识经验的“觉悟”,认为“习”是温习学业、经学文献,因其沿用了《白虎通·辟雍》将“学”解释为“觉悟”,使得解释侧重于知识、心性层面的学习,对行的关注则不够。唐中期后至宋初,解经之法开宋学先声,后程颢、朱熹重审经文、自求新意,认为“学而时习之”是知行合一的内涵,指出“学、习”的含义是知与行的统一,明清的学者多认同这种观点,并不断完善此说。

从《乐记》论孔子“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解释思想,也是中国最早、最为基本、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学原则。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孔子何以要"述而不作",以及孔子如何"述而不作",凡此皆可借助《乐记》这一儒家经典文献获得深一层理解。"作"与"述"的观念跟古人解释"乾"与"坤"、"乐"与"礼"、"道"与"德"关系的思想方式相同,二者一体而二面,相对待而成立、而存在。"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身份的自觉意识,对"斯文在兹"历史使命的主动承担。孔子通过解释"六经",传承并开显礼乐文化精义,以天地之道和人性之端为礼乐根本,并将"礼乐之情"与"礼乐之文"结合起来,其"述"充满创造性。孔子在述文武周公之志时,向世人演示了"述而不作"的生动范例。孔子之被称为"圣之时者"、"至圣",与他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密切相关。此一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