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治理中“体制吸纳型”群防组织探析--以外事界务员为例

地方政府通过“体制吸纳”方式,将分散的边民个体统合起来,进而建立了具有守边固边功能的群防组织。基于外事界务员组织的考察可以看到,历史上边境群防组织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此后随着边境治理活动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依托于选拔、培训、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群防组织得以规范化运行,并按照“吸纳性治理”逻辑嵌入边民熟人社会、处置边境微观问题、参与管边控边。但与此同时,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不能完全适应边境治理形势和需要。应立足建设“边民有责、边民尽责、边民享有”的边境治理共同体的全新要求,推动边境群防组织转型升级。

“社会性死亡”现象追问:为何、缘何、何果与何为?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性死亡”事件对当事人、网络空间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莫大危害。“社会性死亡”现象的祛蔽,其实绕不开对于“为何”“缘何”“何果”“何为”四大问题的依次追问。其中,“为何”指向“社会性死亡”现象的本质探寻,“缘何”关乎“社会性死亡”现象的机理揭示,“何果”涉及“社会性死亡”现象的作用剖析,“何为”则聚焦“社会性死亡”现象的防治举措。四者既体现了“社会性死亡”现象研究依次递进的逻辑进路,又因应了对其进行理论探析与现实应对的统一。

2010～2015年在园幼儿死亡事件统计分析与解决对策

近年来在园幼儿死亡事件屡见报端,意外死亡业已成为我国儿童死亡的第一杀手,更是百姓和政府深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中的最大差异抽样策略,对2010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全国发生的"在园幼儿死亡事件"进行互联网、报刊检索,选取其中由官方报刊公开报道或转载的85例真实事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窒息死亡"是当前在园幼儿死亡的主要类型,占49.41%;3岁及以下的低龄幼儿是在园幼儿死亡事件的主要受害群体,占55.26%;在园幼儿死亡人数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与办园性质差异,农村幼儿园发生在园幼儿死亡事件数和死亡人数都较城镇幼儿园更为严重,民办园发生在园幼儿死亡事件的数量是公办园的13.17倍,占事件总数的92.94%;在园幼儿死亡事件的发生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分布规律,每学期初和期末是在园幼儿死亡事件爆发的高峰期。政府对幼儿园安全的监管力度不足与"政出多门"是导致在园幼儿死亡事件频繁发生的关键,幼儿园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力是主要的直接原因。今后应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工作,明确各方监管主体的权责,构建政府部门间协同合作机制,建设县域内幼儿园安全事故监测信息数据库,打造"预防—监测—预警"一体化的管理网络,建立"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分析报告"的监管体系,实现幼儿园安全监管的常态化与制度化。

我国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十多年来,对稳定公务员队伍,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现有关于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提出了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几个问题。

城市交通拥堵背景下的出租车管制效应分析

为评价出租车管制对旅客出行等待时间、出行数量影响,从城市交通状况角度,以交通拥堵为研究背景,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了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数量和价格管制所产生的效应。研究发现,城市交通状况不同,出租车管制效应不同,数量和价格管制政策制定需要结合城市交通状况整体考虑。

宋代地方政府之官吏关系与地方政治

宋代地方政府的政务主要是由官和吏来处理。由于宋代官尊吏卑的名分非常严格,中央的政令都是下达给地方官来执行的。但官要进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所以宋代虽然吏的地位很低,但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地方政府内部的官吏关系,成为决定宋代地方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论是官欺压或勒索吏,还是"吏强官弱",还是两者狼狈为奸,都必然造成和加深地方政治的贪腐和黑暗。期间尽管有个别清官,也能对奸吏进行惩处,却无补于宋代地方政治贪腐和黑暗的整体形势。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关于裁减公务员开发西北问题的讨论

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发布手令,提议裁减中央冗员三分之一,移往西北垦殖或开发实业,其主要动机是为即将控制新疆作铺垫。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对此大多抱不支持的态度,致使该政策最终大打折扣。由此史实可以揭示出国民政府时期制约西北开发的恒久因素。

宋代地方官府胥吏再探:以官民沟通为中心

宋代地方官府中的胥吏是官府事务运行的基础,是活跃在地方官周边的重要人群,同时也是地方官府与民众沟通联系的重要媒介。北宋中期随着役法的变革,地方官府的胥吏逐渐专职化,从而成为地方政治中相对独立的新力量。他们凭借其介于官民之间的身份特征,以及熟悉官府事务、条法,及在信息沟通过程中的中介位置,不但控制着官府的文书运行过程,基层的各种信息都要经过其手方能为地方官获悉,同时还影响到朝廷、官府政令的传布过程,在地方官与民众之间往往能左右逢源,既为地方官所依赖,也是地方豪强积极笼络的对象。地方官对胥吏既有依赖的一面,同时也不断试图对胥吏加以约束,防止其对信息渠道的垄断、阻滞。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何以持续?——以桐庐县南门社区的“楼下书记”为例

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虽然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些创新能够持续且越来越有活力,而有些创新则不能持续呢?文章以桐庐县南门社区"楼下书记"为个案,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以持续的原因。本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以持续的关键在于它拥有一批献身公益的社会企业家,他们扎根于社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发现并持续地满足这种需求,持续地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把创新嵌入到制度体制之中,采取合作而非挑战的策略,并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机制,而且政府鼓励、尊重社会治理主体的创新行为,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与实现路径——以“小火亡人”事件风险治理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各类生产和生活要素高度聚集,由于城市管理能力与城市发展的速度不相匹配,各种城市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其中,城市"小火亡人"事件频发,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反映了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存在诸多漏洞和短板,这就要求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精细化治理,提高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根据精细化治理的要求,"小火亡人"事件可以从明确目标、整合资源和优化路径等三个层面实施精细管理,从源头上消除小火产生的风险和隐患,确保城市安全运行。

数字化时代网络集体非理性惩罚现象的结构逻辑与个体特征

以四个“社会性死亡”事件为切入点,深度分析网络社会与个体化社会双重背景下“社会性死亡”的宏观结构性逻辑与微观个体性特征,以此反思受害个体的社会性修复及社会秩序的治理。研究发现,“社会性死亡”事件在宏观结构上具有规律性的发生逻辑,即引爆点的性别化、发生过程的结构化以及社会后果的个体化。同时在微观上,个体的社会性自我被强化,呈现展演性自我及认同性自我特征。因此,面对“社会性死亡”困境,不仅需要解决受事件影响个体身心层面的“有形伤害”,更为关键的是需要解决之后衍生而出的“无形伤害”。从治理要素、边界、方向、效果、策略等向度出发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尤其需要加入融合思维,并由此形成兼具灵活性、包容性及覆盖面的新治理生态。

清代川西土司地区主文监控与法律认同的耦合

改土归流不仅是国家认同的过程,而且也是国家法律统一的过程。国家法律统一是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国家认同则是国家法律统一的必然结果。在川西地区,针对土司自设主文而实施的国家规范化管理,清中央王朝不仅肃清了部分主文利用便利巧取豪夺影响清王朝治理边疆策略,而且达到了通过法律监控土司权力,从而实现国家法律认同的政治目的。在此过程中,文化教育、律例翻译和亲历审判等一系列"送法下乡"的举措,赋予土民直诉和举报权利、统一适用国家法的制度体系建设,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国家治理法治化背景下,据此总结,对于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具有经验的借鉴意义。

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研究——兼论五保户与政府的法律关系

五保户与政府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政府不能因为对五保户的管理和供养取得对五保户的财产权利;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亲属的赔偿,不属于遗产,政府无权取得五保户死亡的死亡赔偿金。

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面对黑死病疾风暴雨式的肆虐,为了维持与安定社会统治秩序,英国教俗两界权力组织都采取了诸多的应对措施。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教教会所拥有的社会感召力和控制力,使其在瘟疫降临之际首当其冲。以英王为首的世俗权力,在黑死病肆虐期间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价值极其值得关注。英国政府在此期间的基本理念是"敬天命,尽人事",积极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论鲍勃·霍克政府对土著监禁致死的调查

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现象,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审判不公、土著被拘押和监禁人数过多或死亡比例过高等,是司法领域种族歧视的主要体现。在多方压力和呼吁之下,鲍勃·霍克政府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土著监禁致死皇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1980年1月1日至1989年5月31日发生在州和地区监狱的所有死亡案件进行了全面检视,并出台了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且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种族和解事业的推进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水浒聚义故事的法理解读

中国古代"文史一家"的文学传统使得《水浒传》描写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小说主要篇幅描写了公吏生活,梁山人物中公吏和地方豪强占多数,公吏具有主导和核心地位。通过对梁山人物法律身份和上山原因的分析,并结合对宋代公吏法律地位的考察,可以看出"逼上梁山"和"农民起义"的定性并不完全符合作品实际。水浒故事实质上反映的是以公吏阶层为主体的公吏、豪强联盟与官员阶层之间的矛盾纠纷。公吏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也决定了水浒故事的过程和结果。

重庆国民政府对吴佩孚去世的反应

1939年吴佩孚因牙疾逝世,社会各界表示哀敬。时值抗战,重庆国民政府对吴佩孚的去世比较重视,明令褒扬吴佩孚保持晚节,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大员纷纷发唁电,并在重庆举办追悼会,代表政府喉舌的宣传部门,更是不余遗力的宣传吴佩孚的爱国情怀。重庆国民政府能够抛弃旧怨,优恤曾经的对手,不仅树立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和宽容形象,而且有力地鼓舞了全民的抗敌信心,震慑了摇摆不定的人。

论我国治理“羁押死”的实践创新——以公安创新监所科技管理为例

羁押场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接连发生,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焦点。对此治理成为考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课题。地市以下监所是问题重灾区。由地级市首创的并得到公安部推广的监管远程视频智能管理平台是基层监管部门在大胆探索中首创的崭新治理手段,本文对其内在机理做了全面考证和阐述。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澳门公务人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解析——基于政府绩效的视角

公务员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环节。文章从政府绩效的工具性、沟通性和管理性出发,对澳门公务人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的制度精神和制度设计进行了分析,指出澳门公务人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充分意识到了政府绩效的工具性和沟通性,与此同时,制度仍然没有实现从绩效测量到绩效管理的转型.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