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雷诺数下螺旋槽径向气体轴承承载特性分析

为研究螺旋槽径向气体轴承在不同雷诺数下承载力的变化规律,建立基于Ng-Pan理论修正的气体轴承润滑模型,利用有限差分法求解该模型,得到不同雷诺数下轴承的承载特性,分析轴承几何参数和槽型参数的变化对承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螺旋槽径向气体轴承在非层流润滑状态下承载力大于层流润滑状态下的承载力;轴承几何参数对承载特性影响显著,其中随偏心率增大承载力呈发散式增大,且非层流状态下承载力与层流状态下承载力差距加大,随长径比增大承载力呈收敛式增加;轴承槽型参数中槽宽比、槽深比对承载特性有明显影响,随槽宽比、槽深比增加轴承承载力增加,而槽数对轴承承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螺旋角对非层流状态下轴承承载力影响较大;轴承进口压力对承载性能有明显影响,随进口压力增大,承载力在层流状态下增加,在非层流状态下波动较大。

晋唐之际“潘陆之争”演变论

长期以来的“潘陆”研究基本囿于“潘陆”文学方面的考察而无旁涉,其实“潘陆”之间,不仅有地理上的南北对峙,更有观念上的南北对立,加之二人嫌隙也与南北对抗有关,所以从陆机入洛开始,“潘陆”之间便展开了“潘陆之争”。随着西晋灭亡而转入东晋南北朝,南北政权由“力争武功”转为“力争文统”,“潘陆”分别被南北政权视为各自的文统,从而开启了新一轮的“潘陆之争”。这场南北文统意义上的“潘陆之争”旷日持久,直到北朝“新陆机”温子升被梁武帝所推崇才宣告终结。此后,南北文学在新中心和新陆机的共同引领下开始交互融合,衍生出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新文学。

《初雪》中的人性、悲悯与诗意——兼论路翎“朝鲜战争”书写的美学意涵

路翎于新中国初期深入朝鲜战场,创作了独具个性的“朝鲜战争”题材作品,与其时表现重大题材的写作不同,他并未把战争作为叙事的主要部分,而是将其作为演绎人之内心的广阔幕布,注重挖掘战争幕布下平凡人物的内心活动及生存状态。路翎的写作承继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论,亦受到东西方审美文化的影响,《初雪》是其“朝鲜战争”书写中最具美学内涵的作品,展现了崇高美学之外的秀美与温情,表现出了人性美、悲悯美与诗意美。“平凡”英雄形象的塑造、叙事副线的巧妙运用、中朝友谊的生动摹写,使路翎的写作在主流战争观之外提供了理解战争与人性的新视角,而且这种温情化的“朝鲜战争”书写,还呈现出了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基于语料库的首部《孙子兵法》华人英译本研究

当前华人《孙子兵法》英译本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郑麐翻译的《孙子兵法》是首部华人英译本,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以语料库为辅助工具,从高频词、文化负载词及情态项的翻译三方面考察郑麐《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内容和风格,发现在以“传意”、传播与促进文本接受为翻译目标的基础上,最终呈现的译本破坏了原文内容与风格的完整性,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偏向“务实”一端,呈现失衡状态。典籍翻译应保持原文与译文的一致性,同时具有可读性,力争在“求真”与“务实”间找到平衡点。

从“随军译员”看西南联大精神的融通与实践——以外语系被征调的卢绍华及其家属为例

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教育青年们继承爱国主义的传统,发扬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在抗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政府响亮地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励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作战。在昆明这个抗战的大后方,以卢绍华为代表的大批青年学生继承了西南联大“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时代精神,他们积极响应盟军中缅印战区征调翻译人员的号召,不畏艰险勇敢地奔赴抗战前线。通译人员的工作,有利于沟通声气、增进盟国军事上的通力合作,为高等教育史、抗日战争史和青年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此同时,避寇到昆明的著名作家卢葆华为鼓励从军的长子卢绍华创作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诗词作品,为解读抗战精神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全面抗战时期鲁少飞在新疆的活动及贡献

1939年10月,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来到迪化,在新疆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新疆的三年多时间,他以画笔为武器,服务全民抗战,围绕“抗日救国”“新新疆建设”等主题创作了大量漫画,成为新疆抗战美术宣传的先锋。他的漫画为唤醒民众、打击敌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同时,他通过教授绘画课程、办好漫画刊物、选编漫画书籍、参与漫画展览等方式,传播漫画知识、传授绘画经验,培育了一批各民族美术人才,为推动抗战时期新疆美术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陆海潘江:陆机与潘岳诗歌风格比较

陆机和潘岳是西晋太康文学时期的两位杰出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体现出西晋太康诗歌重视形式美的典型特征,共同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时代。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作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中所引发的褒贬争议很大,过程曲折并延续至今。综合来看,陆机与潘岳在后世主要作为太康“繁缛”诗风的代表共同接受后世论家的批评。但潘、陆二人的诗歌在具有共同时代特性之外,也因各自身世、气质及才力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当代视角下蒲松龄的思维困局——以《陆判》为例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本意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但由于蒲松龄无法彻底摆脱封建时代和封建社会对他的影响,《聊斋志异》中的反抗困境随处可见。《陆判》是蒲松龄以奇幻手段反抗封建压迫的代表作品,表面的光怪陆离之下深藏着蒲松龄以封建压迫的方式否定封建压迫的思维困局。对蒲松龄写作中的这种压迫困局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蒲松龄的写作困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聊斋志异》。

国家图书馆藏何融《潘岳年谱》和《陆机年谱》稿本考证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朱丝栏稿本《潘岳年谱》和《陆机年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潘陆年谱。该本不题撰人名氏和编写年代,《国家图书馆藏稿钞本年谱汇刊》提要因“此书未见有书目著录”,以致定为“佚名编”。经研究发现,二谱为何融初编于民国十四五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之际,略加添改后发表在《知用丛刊》上,并被朱希祖抄撮进同名年谱之中。何融稿本为参证诸史及潘陆文集编纂而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全真龙门派在清初的另一种生存境遇——对潘静观及其《道德经妙门约》的考察

在王常月江南弘道、中兴全真之前,常州地区就存在着一个以朱元育为首的全真龙门派宗教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佼佼者潘静观的人生却为我们展现了龙门派在清初的另一种生存境遇。潘静观是龙门派第五代之嫡传弟子,他的存世著作《道德经妙门约》一书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全真色彩。但他同时又积极参与当地的一个吕祖扶乩团体,并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位置,他们自立太乙法派。此外,他还以《净明忠孝录》传授弟子,并以传承净明派为己任。作为龙门派弟子的潘静观并没有试图去发扬壮大龙门教派,而是在与其他道派以及民间信仰的互动中使其身份变得复杂。对潘静观的考察,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清初龙门派生存境遇的认识。

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以《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为例

严歌苓在《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长篇小说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让她的作品溢出了以往宏大叙事所覆盖的主流历史的叙述法则。《寄居者》是"沪版的辛德勒名单";《金陵十三钗》是女性视阈中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还原;《小姨多鹤》可以视之为"抗战后叙事",小说叙述采用限知视角和限制性叙事策略——兼具多鹤作为日本女性的"异族女性视角"与其他人的有限视角;《陆犯焉识》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磨难史与家族史,表达了"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的"归来"主题。严歌苓将"中国故事"在历史维度的打开和呈现,不是很多研究者所说的纯粹的"他者"叙述,而是叙述里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是可以和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叙述相兼容的,更可以给中国当代文学在历史层面的叙述,提供可参鉴的价值和意义。

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回顾

在讨论亚洲问题时,竹内好的"近代超克"(overcoming modernity)话语广受国际学界关注,论者试图从中挖掘出有助于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思想性要素。本文在分析竹内好战争认识及其所依托的语境后指出,竹内好"近代超克"话语具有反历史倾向,他之所以缠绵其中,乃是因为对战争责任归属表现出思想的暧昧。

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

卢前以"天下兴亡、匹夫责在"的豪情壮志和"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文体观,创作出抗战文学史不应忽视的重要词集《中兴鼓吹》。内容上,它刻画抗战时事最为完整深刻,尤其对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事迹的歌颂成为其开拓新词境的重要特质,使词承担起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这一时代使命;艺术风格上,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一洗词坛严守四声、靡弱不振的"病态"现状,使词坛掀起慷慨悲壮的稼轩雄风。

重读《刀“式”辩》及其它——以杨昌溪早期文学活动为中心的史料考察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一手史料的解析,认为鲁迅写《刀"式"辩》讽刺杨昌溪的小说《鸭绿江畔》的动机在于,杨昌溪曾先写文章抨击过鲁迅并在官方背景的新闻机构供职,而受鲁迅译作《毁灭》影响而写成的《鸭绿江畔》又刊登在国民党上海党部支持的《汗血月刊》上,且此事又由鲁迅所青睐的学生叶紫所揭发。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杨昌溪及其早期文学活动、创作成果湮没于中国新文学史,但诸多史料证明:杨昌溪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外国文学学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对杨昌溪及其早期文学活动的重新审理,不但可以重申其文学史价值,更能够丰富中国新文学史的相关内涵。

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

青川出土的《为田律》，其出土内容仅是这部秦律的一部分，它主要是针对南方稻作农业地区的具体情况所制定、并适于巴蜀地区水田的农田规划和稻作农耕的农时月令，在当时这部法律的实施对象主要限于秦的移民。

抗战语境中墨家文化的亲和与“故事新编”的微调：也论《非攻》

《非攻》是鲁迅上海时期"故事新编"式创作的继续。但鲁迅之所以选择墨子和墨家作为表现对象,是墨子人格和墨家文化魅力的召唤,也是残酷抗战语境中树立典范、正向引领的需要。与《故事新编》其他篇章不同,《非攻》不仅极为借重本事,在文学想象与激情投射上也较为节制,因而整个作品呈现出朴素本色之美。这种情形是鲁迅在因缘和合中的调整,而非"故事新编"的改弦易撤。

木刻与中国抗战宣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外木刻艺术交流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较,木刻具有诸如绘画等艺术形式所没有的视觉冲击力,这恰好为中国军民抗战精神以及事实的反映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抗战宣传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为了使世界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抗战的现实境况及中国人民顽强不息的抗战精神,激励和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一致,在鲁迅的大力倡导下,中外各国尤其是与苏联展开了积极且颇有成效的木刻艺术交流。

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以鲁国大司徒为例

春秋时期,随着民众、土地、军队成为各个诸侯国生存乃至变革图强的重要条件,司徒掌管民众并兼管军队、土地、赋税,地位较之西周更加重要。战国时期,在国家官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司徒的职掌逐渐弱化,地位渐趋下降。春秋诸国司徒中以鲁国大司徒最为典型。鲁国大司徒担任冢卿,决策国家大事,掌控内政,主导邦交、军务,在某种意义上是战国时期将和相的滥觞。春秋战国之际,鲁国大司徒季氏衰微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此后鲁国社会最终实现转型。鲁国大司徒职掌变化和地位沉浮集中反映了鲁国乃至春秋战国社会巨大、深刻的变动。

鲁迅接受发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从受众外在的层面和内在的思想层面来看,鲁迅的影响都发生了偏差。这是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由其特殊的传播途径和环境决定的。毛泽东“鲁迅论”的政治化取向,鲁迅被神化的特殊历程,红色年代泛政治化的解读环境,群体化的写作形态正是鲁迅接受发生偏差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陆游爱国诗词的影响与接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大地为救亡图存,掀起了持续十余年的抗日热潮。陆游作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倡导北伐、抵御外侮的爱国作家,其爱国事迹和相关作品在抗日烽火中广为传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不仅学者、文学史家给予他充分的评价,大众传媒、普通民众对陆游的关注也十分强烈。考察经典作家及作品是否影响普通民众的思想、生活、文学趣味,将作家影响与接受研究延伸至普通民众领域,是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而抗日战争期间产生重要影响的陆游,正堪作为探讨经典作家影响普通民众的鲜活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