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新式知识分子重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

民初一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并努力诠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赋予此一流行话语以时代新义,其中“天下”与“国家”由异趋同聚合为近代共和国,而“匹夫”则由传统臣民一跃而为近代国民。“天下”与“匹夫”的关系遂转变为国家与国民的新关系。而近代语境下的“匹夫有责”的“责”则凸显为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义精神,视其为天赋人权精神中应有之义,具体外现为职责、责任、良心与诚信等道德素养,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诉求。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渐成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世界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第一,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海权建设是以资本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性过程,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二,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制约,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陆海统筹和平衡能力,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发展道路。第三,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建设必须选择合适的限度和区域,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有限性、区域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四,新兴海权的成败取决于新兴海权国家如何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应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走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

明季清初滇南诗僧苍雪论略

苍雪是明末清初著名诗僧 ,吴梅村、王士祯对他的诗作均有至评。本文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础上 ,以期对其诗歌和在清初吴中诗坛的影响作一准确的评价。

中国未来的主要战略风险与规避之策——如何避免成为战后第三个失败的“老二”

战后迄今,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不同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决定大国兴衰的除了国际环境以外,很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模式,即国家形态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并顺应世界潮流。中国未来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完善中国模式,增强综合国力,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

基于财富标志视角的国际金融主导权演变研究

本文基于财富标志的视角,对国际金融主导权演变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主导权分别在荷兰、英国和美国掌握的阶段所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随着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个国家要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必须具备绝对的经济优势、领先的创新能力、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强大的军事后盾等基本因素;一个国家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是以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的,随着大国间兴衰的更替,国际金融主导权在大国间发生转移。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力量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金融主导权有可能改变过去由一个国家独霸的情形,将朝着由多国共同主导的趋势发展。

从《天问》看屈原的历史观

《天问》有关历史情况的提问 ,内容丰富 ,主题鲜明 ,特征突出。屈原以诗歌形式探讨了历代王朝(以夏商周为中心 )的兴亡史 ,包含着治乱兴亡无常的命运感、悲凉感和危机感 ,充满着悲剧意识。他以求证、求真的理性态度看待历史 ,敢于冲破传统历史观的束缚 ,对历史上的兴亡事件、人事变迁等提出问题 ,或质疑 ,或求证 ,或影射 ,或讥讽 ,或评判 ,其间时时闪烁着批判的锋芒 。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传统中国交通发展与国家兴衰关系的历史考察

交通强弱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中国传统社会交通发展与国家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应性,发达的交通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不断融合、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乃至边疆稳定的前提。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的交通发展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随着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提升,水陆交通道路、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等也随之不断发展。但在传统社会后期,由于“海禁”等一系列不当的交通发展政策,导致中国交通发展滞后,这是近代中国抵抗外来侵略战争失败和国家遭受屈辱的重要原因。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和发挥交通发展的重要作用。

远离危机——从《大国的兴衰》看历史深处的大国背影

在分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家间的永续竞争,军事实力的刺激,经济上的发展态势,科学文化和国家的经济能力对大国兴衰的影响。指出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对新的世界格局形成和试图走出兴衰规律的大国发展具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杜牧扬州生活再认识

杜牧在扬州时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文章,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思考唐朝的统治命运,谈兵论政,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这才是杜牧三年扬州生活的主旋律。那些看似轻浮之作,至多不过是他壮志难酬寄情歌舞借酒浇愁的产物。

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支撑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一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也构成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撑。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地蕴含着对人民民主和党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和群众基础,自我革命为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洋炼政治品格和执政能力。因此,必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必须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

近代长春大马路商埠的历史变迁

大马路商埠是近代长春商业的摇篮。清末民初,随着河北、山东移民的大量流入,长春伊通河两岸及周边地区围绕着农耕经济的商品流通逐渐兴盛。长春商埠地主要以大马路为中心,呈发散式外扩,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大马路的发展见证了长春城市发展的繁荣鼎盛、衰退、式微及再次短暂复兴,对长春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百年长春历史文化的基础。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读邱紫华先生新著《东方美学史》

DU Mu, in his life, wrote some most important articles with the following as their themes: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considering the fate of Tang Dynasty, talking about military and politics and offering advice for the ruling class. All these seemingly frivolous works were the products of his never-realized aspirations.

汉唐之际的“兴亡论”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十分关注国之兴亡,汉唐之际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相关论述更具有独到之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历史维度看财政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最高决策层的这一重要论断,准确把握了财政本质,表明财政不仅属于经济范畴,更是政治范畴,关乎国家治理与兴衰。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密切关联,财政制度建设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能看到鲜活例证,从历史维度总结这一规律,对于正确认识财政的定位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绪论

与世界上各种历史文化比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受此熏陶,表现出了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民族精神。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古老的哲学思想——道学。道学的产生,极大地椎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在长期的君主独裁统治中,它逐渐含垢蒙尘,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导致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衰败和科技的落后。

跨越国家治理的历史困境: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

国家兴衰、治乱循环是国家及其治理面临的历史困境。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双重疏离。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解决国家衰退的根本途径。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使能的、回应性的、包容性的、公共课责性和开放透明的治理。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透过知情的人民、对话的人民、咨商的人民、参与的人民、合产的人民、自治的人民等机制得以实现的。实现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有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场域的发展和社会力的培植、社区导向的治理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自由贸易的全球治理效应:国家兴衰、大国竞争与世界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洞见到中国智慧

自由贸易不仅是调节生产要素配置、改善供求关系的市场行为,而且在世界历史视野下也是关涉资源竞合的治理行为,蕴含着系统性的全球治理效应。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贸易与国家崛起、大国竞争、世界历史联动起来考量: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分析,洞悉了自由贸易话语权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共振关系;通过对英美两国关系的省察,揭示了自由贸易博弈与大国竞争之间的深层联系;通过对自由贸易历史作用的二重性阐释,分析了自由贸易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辩证共生关系。作为践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域,中国坚持在时代前进的逻辑中前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提升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及普惠性,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翻译与国运兴衰

从中国汉唐以降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国运兴衰的曲线与翻译事业兴衰的曲线若即若离,大体一致。从当代翻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重视不重视翻译是这个国家是否开放的一个标志;由于翻译可以引进新的知识,因而可以刺激和推动本土的社会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翻译上不作为,则意味着这个国家与外界失联,从而失去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社会意识形态便会变得故步自封,久而久之便会积弱而亡。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奥尔森的贡献在于发现了日常经济生活中大型的无组织的集团行动的困难性,他的“搭便车”假设也能够解释一次性利益博弈。但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存在重大误区:以分析无组织的大型集团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来分析小型集团的行动;以一次性博弈结局而解释作为多次博弈均衡的国家兴衰;奥尔森对传统的集团理论、多元论和国家理论的否定违反了制度变迁的基本史实;作为霍布斯主义者的奥尔森完全无视制度和道德的约束;被奥尔森当作决定性的利益集团只不过是政治体系中的次体系。在学术流派上,奥尔森最终从理性选择主义走向制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