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作家梁志玲的壶城小说叙事研究

梁志玲是一位生长于广西崇左的壮族作家,她的小说以崇左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南方边陲小城:壶城。这是一座热带小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壶城的历史变革。梁志玲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壶城普通人形象,有的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有的顽强坚韧,不向命运低头;有的努力在粗粝的生活中寻求一些诗情画意和精神安慰;有的批判、厌恶小城的闭塞,为小城带来新的活力。同时,梁志玲的小说在艺术创作方面也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

别样的乡土呈现——梁鸿“梁庄系列”中的乡土空间书写

梁鸿的“梁庄”系列写作是她以梁庄之女的身份,真实地记录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变革。该系列作品中她不再接续乡土“衰败”论的基调,而是全面展现了现代化变革中的乡土世界。在村庄空心化的背后,村容村貌日益焕新;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乡民又渴望人情往来;在内心茫然无措中,他们寻找最初的精神寄托。在转型期的背景下,无论是新旧杂糅的物理空间,还是人际更迭的社会空间,抑或是断裂延续的精神空间,都蕴含着生机活力,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这是乡土社会的真实景象,也是时代变迁语境下城乡关系的新表达。

“新人民性”的可能——论梁鸿的“梁庄三部曲”

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庄十年》,梁鸿的“梁庄三部曲”对梁庄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以及城乡之间的生存境遇进行了真实的记述和表现,这种记述和表现既关注农民的生活和生存的现实,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切身的自我身份的审视,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对农民生存境遇的体察和思考;基于对梁庄农民和农民工的生存境况田野调查式的考察和探求,表达了作者对诸多乡村现实问题和中国农村问题的审视和思考。更重要的是,梁鸿通过连续十年的实地考察,深度介入到每一个被写作的农民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心理,超越了田野调查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人物不仅仅是样本,而且是无数具体的个体生命形态的呈现,梁鸿“梁庄三部曲”,勾连现实与文学,展示了文学“人民性”的可能。

论非虚构文学“梁庄三部曲”的乡土叙事

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构成“梁庄三部曲”。“梁庄三部曲”通过“在场”与“隐蔽”的多重叙述,致力对乡村现实生存图景的还原。“梁庄三部曲”重视民间话语,以作者自我言说与农民的多重口述实录形成复调叙述,实现从“我”到“我们”的集体叙事。作家以亲历体验和宏观的历史视野审视乡村发展进程及其困境,并对公共经验予以微观表达,具有灵活开放的跨界性叙事特征。梁鸿在反思“梁庄三部曲”的叙述局限中探索创新,其创作呈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向。

梁启超晚年《庄子》研究的思想特色

梁启超晚年的《庄子》研究大体上走的是章太炎《齐物论释》以佛解庄的路子,通过破我执、解释"真我"实相,阐明了他"契合真我而不离现境"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梁启超为人的痛苦灵魂构筑的安静的栖息之所,以解决"一战"后的西方乃至人类的"精神饥荒"问题。他还通过破"理智万能"来纠正胡适解《庄子》所表现的知识主义倾向,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泼冷水,以防止中国重蹈西方物质主义之覆辙;他又通过破我慢、破是非见,表达了提倡世界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由此可见,梁启超解《庄子》是为了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探求本义并非其兴趣所在。

精神返乡与价值探寻——对《二十四城记》《出梁庄记》的互文性解读

《二十四城记》和《出梁庄记》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题材,表达了相同的精神困境和艺术思考。两个艺术文本在内在精神和言语形式上构成了互文,一起见证了70后艺术家个人精神视域中的中国经验,象征了70一代人精神的回乡,这种精神回乡最终抵达的恰恰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以后,怎样真正地在日常生活中将"人文观照"和"社会救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两位艺术家创作的内部动因,也是潜意识里祈求获得的社会回应。

乡村挽歌与身份迷失——解读梁鸿的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

梁鸿是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具有典型的非虚构特征。"梁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现实的直接表征,也寄寓着作者对乡土中国社会病症的深层思考。乡民通过"扯秧子"的基本方式进入城市谋生,身份迷失和精神痛苦成为他们永远难以抹掉的印记。"纪实"和"虚构"作为一种"矛盾共同体",已经有效融入梁鸿的非虚构文学创作过程中,其利弊得失值得进一步探究。

“诗与真”的中西文化蕴含——梁宗岱与歌德、庄子艺术美学精神之关系

梁宗岱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文本。"诗与真"是该诗论的主题词。受德国作家歌德自传的暗示及艺术创作精神的启发,梁宗岱强调诗歌创作不仅要有"经验",而且有生命的坚挚,有对艺术理想不舍的追求。他在艺术上追求的"心灵之真"、"象征的境界"去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化,融入一种忘我的超功利色彩,这背后隐藏的艺术精神正是庄学自然无为的真精神。

回忆的荒凉与归乡的无望——对《二十四城记》、《出梁庄记》的互文性解读

《二十四城记》和《出梁庄记》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题材,表达了相同的精神困境和艺术思考。两个艺术文本在内在精神和言语形式上构成了互文,一起见证了70后个人精神视域中的中国经验,隐喻着一代人回忆的荒凉与归乡的无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以后,怎样真正地在日常生活中将"人文观照"和"社会救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两位艺术家创作的内部动因,也是潜意识里祈求获得的社会回应。

许建良的庄子道德哲学研究综述

许建良是目前国内研究先秦道德哲学的著名学者,他从道德根据、道德范畴、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等5个问题分析庄子道德哲学思想的全貌,其中所论富含新见,如"道"不生万物,万物自生;道家因循方法;万物是决策的依据。

整体推进 纵深突破——刘生良《〈庄子〉文学研究》述评

刘生良《〈庄子〉文学研究》是一部集前贤研究之大成,又见攻坚开拓之功的力作。它以整体推进的开阔气象、纵深发掘的可喜突破、富于历史感的前瞻后顾,辅以在比较中揭示个性特征的方法,实践了对《庄子》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在当今崇尚“文化”阐释、哲理思考、边缘探索的文学研究风潮中殊为难得。

聚散与沉潜:知识分子的生存变迁之路——以《南渡北归》《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为例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讲台上的知识分子摘下精英的帽子,以非亲历叙述方式展露20世纪的聚合离散:"南渡"中的知识分子以人格力量承继"独立、自由"精神;夹边沟"右派"在生与死"对话"中经受思想的搏斗;"梁庄"作者重新走进乡野,试图"启蒙"留守群体。在先验意识形态指导下,纪实作品《南渡北归》《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指涉不同时代行色人物,隐喻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性。

无法安放的的青春——读梁鸿《出梁庄记》

近年来农民工题材的小说引起人们广泛注意,梁鸿的《出梁庄记》写出了农民工打工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通过小人物的生活道出大历史的虚妄和荒诞。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成为一个个漂泊的灵魂,追逐着一个个破灭的梦。

拼写

Biānzhěà n: Huáng Jiāní tóngzhì shì yī wèi mángrén, zài BěijīngMángrén Chūbǎnshè gōngzuò. Tānéng shúliàndi yòng Hànyǔ Pīnyīn xiěxìn, xiě wénzhāng. Zhè piǎn wénzhāng shì tā zìjǐ yòng dǎzìjī dǎ de.Wénzhāng jièshàole mángrén xuéxí hé yùnyòng Hànyǔ Pīnyīn de qíng.kuàng. Quánwén méiyǒu biāodiào. Zhùshì shì wǒmen jiāde.

梁鸿“梁庄”系列研究述评

在梁鸿目前所有的文学创作中,“梁庄”系列是社会影响最广泛,也是获得最多研究的作品。以研究视角来划分,主要有四个方面:乡土文学视角的研究、非虚构写作视角的研究、乡土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双重视角的研究、女性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双重视角的研究。对“梁庄”系列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空间,应该加强文本细读研究、梁鸿创作的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论黄佩华《红水河三部曲》的生态审美文化意蕴

广西壮族作家黄佩华以独特的“红水河叙事”,描绘了一幅桂西北壮乡风俗画卷。黄佩华的《红水河三部曲》始终以河流为故事根基,关怀河岸边壮民的生存处境,渗透了作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都市间生态关系的思考。黄佩华在关切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态处境之外,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壮族特有的审美文化风俗,既体现了区域生态审美意蕴,又带有审美人类学旨趣。通过生态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的双向烛照,《红水河三部曲》的生态主题有助于探视壮族的生态文化与审美意蕴,也为广西生态区域文化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路。

野花(外一首)

春姑娘肯定是一个上课听讲的孩子你看。

黑羊和白羊

河上有一座独木桥。黑羊上了桥，向对岸走去。而此时，正好白羊从桥对面走来。

乡村荒野:想象与非虚构——从丁庄到梁庄

乡村荒野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中国乡村较为特殊的一种观照方式,是剥离诗意之后的图景裸裎。近年,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乡村荒野图景可谓一种明确而自觉的呈现。而与其恣肆不羁的文学想象不同,学者梁鸿运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式看取故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阎连科笔下的丁庄,还是梁鸿调查的梁庄,从文学想象到非虚构,都让人看到了切实的乡村荒野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