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中的共同体智慧探赜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以精要的思想,构筑了“其视天下犹一家”以家国一体为理念的共同体文明,凝聚了丰富且厚重的共同体智慧。其中,家族法、国家法、天下法分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中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德礼为本,政刑为用”是对中国古代共同体维系准则的精炼总结;“伦理亲情,德法共治”是中国古代共同体智慧的现代镜鉴价值的高度凝练。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及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本质是在治国理政中注重礼与法、德与刑的结合。“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特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该文从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内涵出发,阐述其发展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是通过发挥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实质的作用,将德礼与法刑相结合,既坚持德礼为主,又以法刑为辅。该文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为现代法治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孔子的教育惩戒

教育惩戒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与教育赏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教育链条。基于谈“惩”色变、避“戒”不谈的教育现状,挖掘孔子的教育惩戒遗产,探讨孔子教育惩戒的方式、效果和经验,在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价值。孔子教育惩戒的方式有避而不见、言语责备、后果体验、叩击警告等,教育效果体现在学生学习、性格、德行等诸方面的改变上。其主要经验在于因性施戒、因时施戒、因情施戒,良好的教化氛围、融洽的师生关系、深入的观察了解等是其施行教育惩戒并得以成功的条件。当然,孔子的教育惩戒也有其历史局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加以辨别和扬弃。

生态诗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学功用论

中国古代文论思维是一种系统思维,古典生态诗学以"天地神人"生境为诗歌本源,亦以之为归依与目的,因而具有浓郁的生态意味。中国古典生态诗学虽以"和"为至上境界,但它从不否定事物的多样与矛盾,相反,它所追求的是在多样与矛盾中求得调适与均衡。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教上追求礼乐刑政之"和",在个人修养上追求心性之"适",在终极目的上追求"通"于天地鬼神,在诗歌艺术上追求"万化冥一"的意境美。

从《康诰》和《吕刑》看西周初中期刑罚思想的演变

西周刑罚思想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周初的天命论仍然是一种神意论 ,“敬天”是统治者赖以统治民众的依据 ,“保民”几乎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 ;中期的“敬天”更具理性化与实用性 ,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利用 ,“保民”中“治民”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周初相比 ,“德”的含义由君主的品德变为个体心性道德 ;“慎罚”向“中刑”转化 ;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的功能日益下降 ,“刑”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孔子廉吏思想与现代廉政建设

孔子及其儒家从其"仁政"思想观念出发,创建出一个科学完整的廉吏思想体系,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廉吏制度建构,全方位防止政权机构腐败,强化政权的思想和组织保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精华。其所具有的社会科学义理,特别是在心理意识、文化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所做的具体深入思考,对我们今天推进政权思想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创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保证社会主义政权长治久安,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宋明理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理学始于宋代,创始人为周敦颐、张载、二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理学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主张"即物而穷理"。后期有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主张"致良知"。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得出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作为思想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法等级观念首次引入司法领域,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史上“纳礼入律”的先河。

从礼法分野与融合中寻求“软法”的适用方向---兼对酒驾人格权威治理转化的考论

法治的本质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治理方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作为两种主流的法治理念,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国家现代化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常态化形式。现阶段,我国公民法治意识薄弱,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性不足,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较多,单一的惩罚机制必然会存在更多的局限性。柔性方法是社会治理的助推器,在尚未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格局中,酒驾治理需要从运用单一的法律制裁手段转为综合的治理模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理之道,需要实现法律“工具主义观”向“治理主义观”的基础转变。从“软法”与“硬法”互动结合的治理方式切入,分析古代社会“礼法结合”在现代的运用,为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效能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从而实现“柔性引导”与“硬性规制”的相互融合。

《尚书·甘誓》与“失礼则入刑”——以早期文明中的社会治理为视角

关于《尚书·甘誓》的研究虽汗牛充栋,然其背景仍比较模糊,有澄清的必要。有扈氏应不是甲骨文中的东方异族,而是夏之同姓;伐有扈的时间应发生在夏启之世,而非夏禹和夏后相之世。夏禹时曾出现的五星聚,给今人思考《甘誓》的背景带来一定启迪。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应是说有扈氏对夏启鼓吹的灵异天文现象不予认可,并否定了夏启执政的合理性。所谓“天之罚”,并非夏启借“天”之威滥杀无辜,而是强调有扈氏自绝于“天”,在氏族部落中行杀伐之事为万不得已,这和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温情是吻合的。夏商周时期强调“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氏族部落内部秩序的维系以“德”与“礼”为主,讨伐同姓的事非常罕见。《甘誓》反映出周人的夏史观,流露出“失礼则入刑”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