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六合丛谈》中的近代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

《六合丛谈》(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由伟烈亚力编辑,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一个兼具知识性和新闻性的刊物。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它传播了近代科学的观念,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学知识;其中《西国天学源流》一书,是针对清代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而翻译的,对于近代天文学在清末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六合丛谈》反映了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利用科学知识辅助传教的努力,其中传布的近代科学观念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中西方社会罚金刑起源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罚金刑并非起源于唐虞时代的“金作赎刑” ,而是萌芽于西周中后期的“货罚”。所以 ,中国古代的罚金刑的起源与西方古代社会罚金刑的起源有本质区别 :西方古代社会在国家产生伊始罚金刑就被大量地规定在刑律中 ,并在刑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国家产生了五六百年后罚金刑才形成萌芽 ,其在刑罚体系中属于极不重要的刑种。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体权利意识不同和国家的刑罚观不同。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论中国学术的本原范型

通过对史前文明发展的考察,可以探索中国学术的原始范型和基于此而生成的伦理性学术范型。在总体旨趣上,自然法则与主体意志的互含互成关系是促成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文化渊源和依据,在历史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这一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伦理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伦理性特征作为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内在规定,体现为巫与史的融合且互为表里、数与术的结合且互相制约、情与性的交织且互相牵制。这种伦理性特征借助整体性的融合机制,使中国学术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持存着自足自成的文化根性和不断趋新的价值生命。

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

嘉道以后,学者们纷纷从先秦诸子中挖掘材料,论证"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成为当时国人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在"以子证西"的过程中,有人通过论证"西学"与"中学"相通,主张国人应该学习"西学";有人则认为"西学"既然源自"中学",那就不必再去学习"西学"。"以子证西"的论证模式曾经起过"沟通中西"的作用,但在清末因其牵强附会而日渐被抛弃,思想界逐步走向了"超胜"中西的新道路。

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西数学会通是中算家处理中西数学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和思考,揭示了中西数学会通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内涵与外延,及其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论第一次西学东渐停止的原因

本文以《四库全书》所收录的西学书籍为切入点,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第一次西学东渐对当时清初时期的主流思想和官方思想的影响,及其对传统中国的秩序产生的瓦解作用。分析了西学中源产生的内在文化心理原因,进而找到了第一次西学东渐停止的表层原因、浅层原因、深层原因。

孙诒让的西方文化观

孙诒让不仅仅是晚清经学后殿和朴学大师,中年以后他而且对西方文化有不少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中西文化观体现着"中体西用"的时代特征。广泛阅读中译本书籍和各种报刊以及他人转述,是孙诒让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尽管由于条件和时代局限,孙诒让对西方的认识存在"雾里看花"的情况,也没有摆脱"西学中源"说的窠臼,但是作为传统读书人,孙诒让中年之后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表现的通达态度和不懈努力都是难能可贵的。

梅珏成的西学思想研究

作为梅文鼎的学术继承人,梅珏成对西学的态度也部分继承了梅文鼎的观点,但由于与西方传教士接触更多,因此其对西学的态度与其祖也存在差别。由于与传教士的矛盾冲突,梅珏成对西学的态度也充满矛盾,既承认西学优于中学,可取其长处,也对承载西学的主体——传教士,以及专攻西学的学者充满不满情绪。

廿一世纪汉语世界关于“西学中源”说的研究综述

“西学中源”说是中国本位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从明末思想雏形形成到晚清观念破产,该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断续出现,也曾一度成为官方学说。而自民国起便有对该说的研究,1980年代后该说再度走进研究者的视野。“西学中源”说的研究中不乏关于整体历史把握和学派、个人思想观念掌握的优秀成果,但也存在研究重复、史料挖掘和辨析有限、研究视角狭窄等问题。而通过对汉语世界目前已有的“西学中源”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分析和梳理之后可以看到,截止廿一世纪以来,尽管汉语世界关于“西学中源”说的研究纷繁复杂,但除研究学说宏观发展过程以外,对于学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的研究也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

戴震“背师”问题析论

清代学者戴震是否“背师”的问题,学界颇有争议,莫衷一是。此中还牵涉他是否曾经正式拜江永为师,这些都应当予以论定,作为整体上研讨戴震的学术前哨。随着新旧史料的发掘和阐释,戴震曾经拜江永为师的事实可以基本理清。江永在天文历算学上有极高造诣,推重西学,不同意“西学中源”之说,受到当时学界主流的排斥和冷落。但江永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以此教导弟子,这曾获得戴震赞颂。但戴震于乾隆十九年进京之后,将从江永处学到的天文、历算等知识,反用于阿附“西学中源”说,投靠主流学界和官方以谋求名利,做出许多践踏学术底线的行为,这是无可辩解的背师行径。

“源流”、“体用”之辩——评严复对近代科学的认识

中西交通中,近代科学逐步走入国人的视野。"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论经由部分具有开放精神的士人的阐发成为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引进西学的理论,它们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示了近代科学移植入中国的历程,具体地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与看法,但其理论的应时性也为它们最终嬗变为阻碍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埋下了伏笔。对此,严复基于对近代科学的切身体察与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炙热关怀,对两种对待西学的观点进行了条剖缕析与批判,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他对近代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