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即身德育”思想及其教化路径

异于西方绵延千年的身心二元论思想,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坚持灵肉圆融,并由此演化生成了独具特色的“即身德育”范式。首先,即身德育不仅强调德育必须兼顾身心发展,而且将身体拓宽到与个体、时空、世界交汇的伦理情境;其次,随着“藏礼于器”将“礼”生活化,个体得以始终浸身于器物无言之教的陶冶中,从而在潜移默化间顺应了道德要求;最后,依托于实践和体悟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为即身的道德智慧后,个体便能在应然的道德律法中觅得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在生活中实现德性生存。研究儒家传统即身德育思想及其教化路径,既可为当代德育提供镜鉴,亦可为建构中国自主德育知识体系探寻丰富的思想资源。

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它强调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为当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前提和哲学基础。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视野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总结历史又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主要包括3个维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思想;二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整体性原则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在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的理论超越。

区域夜间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提升路径: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本文构建了包括供给需求逻辑、政市关系逻辑、空间布局逻辑、竞合优势逻辑在内的区域夜间经济理论分析框架。据此分析,成渝双城经济圈夜间经济市场需求旺盛、供给亮点纷呈,多地高度重视、政策密集出台,初步形成双城引领、多点开花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竞合优势,但也存在业态供给亟待丰富创新、政府作用未充分发挥,空间布局缺乏系统规划,竞合优势有待增强等问题。成渝双城经济圈夜间经济能级提升可从四个层面着手: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形成供需适配的市场供给格局;优化营商环境,展现更加积极的政府作为;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形成经济圈夜间经济新地理;立足资源禀赋,塑造区域夜间经济竞合新优势。

愿景与格局的落差——论张翎的小说《归海》兼及其他小说

《归海》以近百年来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为背景,从第三代女性的中加跨国视角,表现中国三代女性的悲欢离合,并通过作者擅长的绝境书写,增加小说的戏剧化效果,加深人性拷问的深度,让作者独特的“女性如水”的创作理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愿景。但《归海》在延续“战争的孩子”的写作思路时,也沿袭了旧作的桥段、手法、修辞等等,作者惯常的绝境书写和女性意识使《归海》难以突破以往的小说格局。

海外华文小说中传统意象资源的转化:以张翎《归海》为例

张翎的长篇小说新作《归海》主要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叙事主题,分别指向书写母亲、自我疗愈及回望故土。同时,作家援引、激活传统意象符号,建构起以“归海”为核心的雨/水、龙、凤意象体系,紧密贴合小说叙事且与之形成互补关系,深化了作品的叙事美学内涵。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不仅体现出张翎在跨文化语境中汲取、转化汉语文学传统的叙事自觉,也示范了一种将海外生命体验与民族精神进行融合性书写的独特路径。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选择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应有限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选择。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弱者权利保护”“公共秩序保留”以及“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知识产权侵权准据法的情况极少。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法院的审理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方面,无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直接适用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时直接向“法院地法”逃逸。在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框架下,对被请求保护地在不同情形中应做不同理解: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知识产权归属和内容的连结点,应理解为权利来源地;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连结点,应理解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侵权行为地。

到阴曹地府走一遭——论张翎的《归海》

“战争的孩子”三部曲之二《归海》是女儿对于母亲、生者对于死者生平隐秘的一次追忆和探访。正是死亡把一个平淡无奇的女人转换成一道谜,一个宝藏,里面藏着人性的珍珠。剖蚌取珠式的写作存在一种困境:人都是拒绝靠近、刻画的。张翎的解决方法是,杀了她,让她敞开,再拼接遗存的碎片,让她复活。就在拼接、复活的过程中,人性的珍珠熠熠生辉。珍珠绝不是爱,爱在张翎那里不具备优先性,甚至是被狐疑、打击的;而女性像春雨、泥土一样“宁静而持久的耐力”,她们靠着耐力熬过苦难,熬过苦难的她们就是“苦难的英雄”。张翎的苦难书写的意义在于:书写、阅读苦难,可以让我们汲取对抗苦难的力量,如果苦难不会消失,苦难书写的光彩就不会衰竭。

德国移民文学中的身份认同研究——以斯坦尼西奇小说《我从哪里来》为例

移民文学如今已是德国文坛上一个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移民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凭借自传体小说《我从哪里来》问鼎2019年德国图书奖。该小说讲述了叙述者“我”于1992年为躲避波黑战争随母亲移民到德国海德堡的故事。叙述者的经历是移民群体的缩影,揭示了异乡人在陌生国度普遍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的状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故尝试借由身份混杂性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探析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认同状态。从中得知,叙述者经历了由身份认同危机转向重构的过程,最终建构起一种混杂性身份;但因为文化记忆,他的原有身份被不断唤醒,使得这种混杂性中呈现一种矛盾状态。

试论秦腔《我心归处》舞美的表演性

针对秦腔《我心归处》舞台美术的表演设计,通过对舞美装置、景片、影像的动态视觉塑造,以及与灯光、多媒体、音响等舞美各元素的配合,将敦煌壁画转化为现代戏曲舞美的诗化意象,使舞台视觉效果最大化地与戏曲表演相融合,形成与时代同步的审美场。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我国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地域管辖的规定付之阙如,相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高”的司法解释和公安部的程序操作规则之中。学界普遍认为,侦查地域管辖可以也应当通过审判地域管辖逆推而得,现有法律条文也同样秉持逆推的理念和做法。然而,这种逆推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予以反思并重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重构涉及效率导向、立法模式选择以及管辖连接点设置等多维面向。同时,对于侦查地域管辖制度重构可能引发的异地侦查成本提高、侦诉审衔接不畅及“择地而诉”等风险,需要运用侦查协作和侦查一体化等机制、强化侦诉审三方协调以及深化“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来加以化解。

中国神话在《月夜仙踪》中的“译述”研究

神话是颇具民族属性的文化内容,由于东西方神话体系认知差异,其对外译介并非易事。部分华裔文学作品通过“译述”的方式将神话这类具有较大文化信息差的文化内容推广到西方世界,并颇受认可。此类华裔文学作品与其他外译中国文学作品同属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本文首先明确了此类文学作品的创作是“译述”概念的扩大化应用。然后以《月夜仙踪》为具体研究对象,从文化内容、语言、副文本三个方面分析了该小说对中国神话故事的“译述”:即通过整合“源文本”资源,增添故事细节、建立凝念聚合文化意义的形象、采用“中国英语”融入语言表达、充分发挥副文本“信息弹性”功能等方式,实现中国神话的跨文化再生。希望本研究能为拓宽我国本土儿童文学的译介出海思路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策展理念与实践创新——以“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为例

该文以安徽博物院原创展览“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为例,探讨在文物资源不足、展览“同质化”的困境下,如何跨学科借鉴空间叙事理论,创新策展理念。通过分析空间叙事方法在古琴展品与文化研究、内容策划、形式设计与观众体验等方面的实践状况,体现展览空间叙事的可行性与优越性,为未来的博物馆展览策划提供新的思维视野。

“安身”与“乐学”:王艮的身心学说与美学意涵

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完成了儒家身心学说从“心”的挺立向“身”的挺立之转变。在对王阳明学说的继承下,以格物知至为“知本”,以诚意正心为“立本”,通过“知本—立本—安身”的为学过程,开创“乐学说”;以“安身”为本,“达道”为末,确立“身道同一”的安身行道论,从而实现传统儒学的合内外之道,在觉民行道方面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王艮将“乐”落实于“身”之上,以“真乐”揭示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之美,以“一贯”指出天理良知与日用良知的妙合之美,以“鸢飞鱼跃”概括良知体用一原的自然之美。王艮通过“身”与“乐”构成的创造性张力,突破传统儒学中大体发展必须压抑小体自由需求的理路,是对于宋明理学的扬弃。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早期历史脉络探析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重要命题,其提出、确立、丰富及深化的过程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的有力回答,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印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个结合”理论应用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早期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道路中,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作为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中,不断生成现代化的中国新文明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论网络国际著作权侵权中被请求保护地法的厘清

网络国际著作权侵权领域,存在着一国实施侵权行为,多国产生侵权后果,导致存在多个被请求保护地法可适用的情况。但是我国《法律适用法》第50条对著作权侵权纠纷只有一般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存在说理不明的问题。采用效果主义原则,将被请求保护地法解释为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法,更符合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对由此而产生的多个准据法可适用的情形,则采用最密切联系方法,从多个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法中挑选出单一的准据法适用于网络国际著作权侵权案件,既能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又能实现对著作权的全球性救济,达到著作权地域性原则与国际私法的衔接。

小学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设计与实践——以六年级上册《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为例

文章以小学六年级上册《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课为例,探讨了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生活化教学设计与实践。通过设计多元的教学活动和案例分析,旨在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法治意识。在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等活动,积极参与并体验公民身份的意义和责任,不仅能够理解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还能将道德与法治的原则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对于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有重要意义。

影视作品中的叙事与诗意表达——以《去有风的地方》为例

《去有风的地方》采用独特的男女主视角与田园牧歌式诗意风格,在剧情的编排与设定上以乡村常见事物为模型,展现了当代都市与乡村不可避免的矛盾,为受众勾勒了乡村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诗意风格,以舒缓的剧情展现了乡村独有的治愈美和乡土美,为乡村题材的作品开辟了全新的叙事视角和审美风格形态。

地域性原则的理解纠偏及涉外审判中外国法适用的重申——涉外定牌加工案件的启示

相比典型的商标侵权,涉外定牌加工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商品在境外销售,而不在于加工方和定作方的承揽关系。因此,该类案件与出口侵权案件的认定难点一致,在于法院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态度。最高法院在该类案件中的立场反转本质上是对我国商标法域外效力认识的转变;而其他法院的矛盾判决实际上源于“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只能适用我国法”这一错误认识。如欲一致处理该类案件,必须正确理解地域性原则的内涵,提高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审判中对法律适用的重视程度,从效果主义的立场出发解释“被请求保护地”并恰当选择准据法,进而适用销售地法评价境外销售行为,而非适用我国法孤立地评价境内贴附行为,着重考察我国商标权人是否拥有被销售地商标法所承认的权益。另外,如果涉外定牌加工产品回流国内,则无需再考虑涉外因素,容易判断加工方构成商标侵权。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