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文字》中的文献用字分析

《五经文字》注释重文与正字间的字际关系,计有异字同用和借字同用两大类。其中异字同用又可以分为构件省简、同字异构、同字异写、构件异位四种;借字同用又可以分为通假字、古今字两种。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当时经典文献用字的面貌及规律,从而为典籍阅读和汉字演变研究提供帮助。

“张参”生平及《五经文字》流传问题考辨

在汉字规范史上,唐代张参的《五经文字》是里程碑式的官方文件,极具经学、史学、文献学研究价值。然而因史籍对《五经文字》作者张参记述过于简略,导致相关研究结论多有分歧。文章根据两《唐书》记载及唐代提到"张参"的文献十六条,逐条梳理后认为,国子司业张参大致生于唐睿宗朝(710-712)至开元初年,重名者李勉幕府判官"张参"、唐人诗文中"张三"均非《五经文字》作者张参。文章还得出结论:《五经文字》成于众手,作者还应包括颜传经等儒官;是书收字量非《序例》上自云数字,实为3250;收字范围十一经,并无《孝经》;成书过程及流传,乃先由大历张参朱批墙上、颜传经等整理、书于论堂屋壁、大和元年改刻木板、九年镵于开成石经之末、乾符三年孙自牧以家本勘误、明嘉靖乙卯地震损毁、清马曰璐依宋拓雕版等,终致今并无完本。

《五经文字》的正字观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以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汉字优化理论为指导,采用对照《说文》正字,测查异同并使结果量化的方法,以一定的数据为依据,考察《五经文字》的收字原则、正字标准,并对其正字观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说明其对正字学的贡献,指出它在历史上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及对今天的正字工作的借鉴作用。

《干禄字书》与《五经文字》异同比较

《干禄字书》与《五经文字》是唐代两部重要的正字字书,对后世文字的规范和整理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本文试对两书的内容、正字目的、正字观进行对比,并对其不同的正字观作出客观评价。

《五经文字》部次的特征

文章将唐代字样书《五经文字》与《说文》系字书、唐代其他字样书加以比对,通过探析立部编次的更革,彰显部首发展演变特征及相关正字理念.《五经文字》承上启下,在部次方面更加重视字形的结构属性,扬弃了“为字”类字样书的声韵编次体例,更革了《说文》系字书的部次体例,最终形成了以汉字构形为主线系联部首体系的模式,这一初具现代字典学的编次理念影响深远,为后世工具书编纂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五经文字》的正字观及其现实意义

以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汉字优化理论为指导,采用对照《说文》正字测查异同并使结果量化的方法,以一定的数据为依据,考察《五经文字》的收字原则、正字标准,并对其正字观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说明其对正字学的贡献,指出它在历史上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及对今天的正字工作的借鉴作用。

《五经文字》音注反映的中唐语音现象

唐张参所撰《五经文字》本是一部分部编纂群经文字，为读经服务的字书。但因其注音所用字多与旧的书不同，对音韵学的研究而言，亦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文献。文中确定了该书是中唐时期实际语音的反映，并将其与《广韵》相比较，对两书读音相异之字进行排比、归纳，可窥见中唐时期语音面貌之一斑。

从《五经文字序例》看张参对经书文字规范化的贡献

唐人张参的《五经文字》是经书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文章从《五经文字序例》入手,从核对勘校经书文本、简化合并《说文》部首、制定《说文》《字林》《石经》、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四条正字标准等方面探讨和分析张参对后世经书文字规范化的贡献。

《五经文字》音切校勘举例

《五经文字》中的音切材料是我们考求中唐时期汉语语音的重要依据。该书虽为官制,但在千余年的流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些手民之误。现存集成本、荟要本与四库本等基本能够反映《五经文字》的全貌。校勘其中10处讹误音切,简要辨析此10处文字异体及同音、同韵替代现象,可以发现字形相近是上述异常音切的主要致因。

张参的《五经文字》

张参的生卒年月在史籍中没有确切记载,有人考证约生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卒于贞元二年(公元786)。《四库全书提要》说张参“里贯未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他是汉朝常山景王张耳的后代,祖籍河间郑县(今河北省)。有人说张参的家实际上住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张参曾官任国子司业,著有《五经文字》三卷。顾炎武称赞这部书“刊正缪失,甚有功于学者”。

《五經文字》引石經輯考——兼論漢魏石經在唐代的接受

漢魏石經至隋唐時期已十不存一,但拓本傳承有緒,藏於祕府,“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唐代祕書省校書郎和正字專司“正定文字”,其中大篆和八分即源出石經(古文當亦如是),國子監書學博士的專業亦有“石經三體”。作爲正字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大曆中張參所編《五經文字》直接援引漢石經(間及魏石經隸書)作爲字頭和部首字形的重要來源之一,後在開成中與九經三傳一道雕鐫上石。這樣,唐石經之中反映了漢魏石經文字形體的部分信息。本文悉數輯出《五經文字》明確稱引石經字頭和部首字形,並略取漢魏石經殘字可與其相對應者比較互證。本文所輯石經字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擴充已知漢魏石經的數量,豐富有關漢字隸楷演變細節的認知,對於石經和文字學研究也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开元文字音义》考

唐玄宗撰《开元文字音义》,楷体始定,其分部及注音方式都有创新之处。之后,以此书为标准对"五经"进行文字整理,是为"开元五经文字",非是一书。《开元文字音义》与"开元五经文字"在后世引用中都被称为"开元文字"。故《开元文字音义》亡佚之后,清人在辑佚过程中,误将"开元五经文字"引文作为《开元文字音义》原文加以收录。

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生平事迹考

《说文解字》,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求字源的文字学创制之作,汉民族语言学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世界上最古老而有成就的字典之一,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关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代不乏人,有关注释、研究的著述,正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它的作者——许慎的研究,却不是那么容易,原因之一,就是记载许慎生平事迹的原始材料太贫乏、太简略。南朝史学家范晔(398—445)在其《后汉书·儒林传》中写道: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纯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汶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唐国学《五经壁本》考——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是西安碑林最重要的藏品.这部长达160卷、65万余字的儒家石刻典籍,其刊刻始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完成于开成二年(837年),最初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讲论堂之两廊,以供诸儒校正讹误.本文所要说的《五经壁本》,则是指《开成石经》刻立之前,国子监出于同一目的,在同一地点,直接书于屋壁之上的整部经书.《五经壁本》亦称“壁经”,起初是书于土壁之上,后来改用木版墨书,最后才改成石刻,创立“石壁九经”即《开成石经》.关于《五经壁本》,正史未见记载,《全唐文》中有几篇同时代人的文、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资料.虽然资料很有限,但通过它们,仍可对唐国学《五经壁本》之始末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一、大历十年(775年)

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概论

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异常丰富,其中有对《说文》继承、革新的诸如《玉篇》、《字汇》之类著名的文字学著作,也有对《说文》本身及其所阐述的“六书”理论进行研究的专著,如《说文系传》、《六书略》、《六书故》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时期的学者不为《说文》等传统模式所囿,另辟蹊径,开创了文字学研究的新天地,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佩》

从许慎的文字观看他的思想倾向

许慎,作为东汉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时人曾赞之为“五经无双”,而他传世闻名的却是一部汉字研究的巨著——《说文解字》。根据许慎的主要著作和有关他的疏略的行藏记载,我们认为,他只应该被看作为一位文字训诂研究的杰出学者,而不是其他。诚然,他的《说文解字》(包括《叙》)主要是为解经服务,他写《五经异义》等书,是“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也是在经学圈子里论是非;他也做过“功曹”、“

岡井慎吾《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箋正》初探

張參《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乃唐代中後期兩本重要的字書,是在官方主導之下,爲規範經典用字而編纂的字樣學著作。兩書相輔而行,並附刻於開成石經之末,後世學者莫不陰受其惠。然北宋至明數百年間少人問津,至清顧炎武、錢大昕、嚴可均諸人始專意研究。近代以還,學者從多個角度對二書進行探討,但一直缺乏完整的箋注之作。實則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岡井慎吾已經完成此項工作,其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箋正》一書,1926年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付梓。然由於種種原因,此書流傳不廣,近時之研究成果少有措意及運用者。今據上圖所藏《箋正》予以簡略介紹,並嘗試揭示其價值,冀能引起學界注意。

甲骨文影响中华思想文化的三大渠道

甲骨文早在商周时期就被埋入地下,直到1899年才重见天日,中国封建时代重要思想家都没有见过甲骨文。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以周公、孔子、汉武帝为杰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在历史关键时刻进行文化选择,为中华民族确定了思想文化的航向,确保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商周思想文化得以传承后世;二是甲骨文字的构造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容,可以借助语言文字符号,通过巫史家族世代相传的方式向后世传播;三是甲骨文某些思想文化内容与《诗》、《书》相通,可以借助《诗》、《书》强大载体进行传播。通过以上渠道,甲骨文思想文化得以融入中华文脉。

论唐代敦煌写本中的俗字

本文以饶宗颐编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中的十七篇唐代卷子为材料，精选一千个俗字，以《干禄字书》等三部唐代正字书为正字标准，分析出唐代俗字的八种类型，进而指出八类俗字中，保持正字理据的仅一类，弱化正字理据的三类，破坏正字理据的占四类，从而得出俗字的理据性比正字要弱得多的结论，因此唐代俗字多为后代正字书所排斥。此外，还有两种外部因素影响了俗字转化为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