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奚肇庆教授应用守宫治疗恶性肿瘤的经验携菁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逐年增高,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江苏省名中医奚肇庆教授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奚教授认为恶性肿瘤的病机多虚实夹杂,尤其到了中晚期更是以气阴两虚兼夹毒邪为主,治疗上应祛邪扶正并举。奚教授擅用守宫攻毒散结、祛瘀通络,以达到抗肿瘤效果,临床每获良效。

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习俗

明清以来,在官方、士绅、商人以及民众的共同推动下,西山万寿宫不仅经历了一个宫殿规模不断扩大和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历史过程,还逐渐由里甲祭祀场所发展为跨地域的祭祀中心,成为各种利益集团认同的文化象征,从而导致了香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朝仙"习俗的形成与延续。各地朝仙会的进香过程及其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明以来道教地方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地方社会文化的创造过程。

民国时期白寿彝的朱熹易学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易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朱熹易学文献的考辨,对程、朱易学差异的论述,对朱熹《周易本义》与《河图》、《洛书》关系的分析,对朱熹《周易本义》基本观念的阐发,以及对朱熹易学贡献的概括,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分量。而且从今天的朱熹易学研究来看,他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对于问题的研究和所提出的观点,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朝前期吴与弼的兼采朱陆之学

吴与弼以一位程朱学者身份,主要关注的却是心学问题。在他的心学理论中,心既是一个认识主体,又是一个伦理本体。他既认为仁义礼智本具于心中,又认为心之外存在着天命,人有时只能"一听于天"。他的修养方法偏重于"反求于心",也注意到读书、应接事物一类下达功夫。他在坚持程朱理气学说的同时,又大量吸收陆九渊的心学。他的学说"实能兼采朱陆之长"。他的学说,通过弟子陈献章、再传弟子湛若水影响了王守仁,成为王守仁心学的源泉之一。

白寿彝先生与朱熹研究

白寿彝先生不仅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通史以及史学史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早期的朱熹研究亦非常值得重视。他不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朱熹撰述进行严密精审的考证,而且超越了单纯的考证层面,反映出通贯的历史意识和划分历史阶段的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且通过全面、深入地分析第一手资料,准确把握朱熹著作的思想核心和主要特点,从而揭示出其学术价值并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同时,其考证中所贯穿着的对朱熹哲学和两宋哲学的理解,成为其后来治学中浓厚哲理和思辨色彩的学术源头。因此,白先生早年对朱熹的研究,不仅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

《丹溪手镜》文献构成考略

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世传丹溪著作较为杂乱，大多系丹溪门人所编，其中有部分系私淑者根据已经出版的丹溪著作及外面流传的各种所谓丹溪遗著整理而成。《丹溪手镜》的很多内容分别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格致余论》等书关系密切，或属转抄，或为同源。明确这些关系，可以为研究《丹溪手镜》的文献构成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