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问陶诗与性灵派

清代蜀中第一诗人张问陶,今存诗三千余首。他自15岁作诗,28岁时已呈现独特的艺术个性,其后期的感怀、题画和哲理诗均达于新的境界。他虽与性灵派诗人袁枚有交谊,同宗性灵,论诗亦同,但却具有自己的风格。袁枚诗浮滑纤佻,张问陶诗并无此弊。他情感沉郁,意象新奇,流畅豪放,颇具空灵奇崛的艺术特征,因此在众多清代诗人中能独树一帜。

求于性灵,寄托遥深:况周颐《蕙风词话》及其词学“性灵”说

况周颐晚年取舍旧论,融综词学精髓,汇于《蕙风词话》。博览前人相关诗词理论观念,加之故梓濡养与乡贤开引,蕙风实现对“性灵”的肯认与积淀。为力矫常州词派比附过甚之弊,况氏直指其“呆寄托”的疏谬所在,并引入“性灵”而与“寄托”融通,由此,况氏以推举“词心”为思想核心,对诸多词学问题展开论述,遂成其词学“性灵”说。其说创辟之处,则在于改造“重拙大”理论,形成自身特有的词史观与填词之道,展现出“即性灵,即寄托”的词论立场与“恰到好处”的审美特征。

回望古典,厚泽性灵:王瑛诗歌论

性灵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传统,王瑛诗歌接续了这一传统。她的性灵以宽容自在的性情为内核,表现为大兴致和小性子两种不同的情感走向,前者致敬山河岁月与人生况味,后者展示诗人的自矜与任性。她的诗歌在雅俗之间徘徊,总体趋向雅致,表现为诗歌语言的自在状态和抒情主体的雅趣。

谫论林黛玉的性灵之美

《红楼梦》以性灵之笔构建了一个“唯情至上”的文学世界,而所有人物之中,林黛玉的身份定位、精神气质、诗歌才情都具有性灵之美。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具性灵色彩的人物形象之一:林黛玉的出身、容貌等具有鲜明的性灵色彩,她待人真心真诚,待景可心通天意,待情从一而终则是其精神气质的性灵所在;林黛玉的诗作大多带有性灵色彩,是她面对生活直抒心意的真情流露;黛玉的诗论,主性灵,重神韵,贵创新。

袁枚“性灵说”的《庄子》色彩

袁枚雅好《庄子》,常在文学作品中化用其语、阐发其意。在审美观方面,袁枚接受《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提出“诗贵其真”,以“重视抒情”“因任自然”阐释诗歌之“真”;批评观方面,袁枚将《庄子》“齐物”的哲学思辨发展为“公道持论”的批评理念,肯定诗歌多样性,主张“不相菲薄”与批评有度;创作理念方面,袁枚崇尚“天籁”,提倡“不刻意”的创作初衷,重视“言外之意”。通过取法《庄子》,不断丰富“性灵说”内涵,袁枚得以陶铸其个人风格,显迹于乾嘉诗坛。

“性灵”和“格调”的互动——赵翼与王昶交游考

赵翼与王昶皆为清中叶江南文人翘楚,在文学和学术上均取得不凡成就。二人虽然分别为“性灵派”和“格调派”副将,诗学理念大不相同,却相知相契,白首同归,殊为可贵。他们的交游持续近半个世纪,可以分为清晰的四个阶段:早期在京同朝为官,比邻而居,志趣相投;中期先后贬戍西南,共历征缅战火,惺惺相惜;后期一在野,一在朝,身份地位虽大不相同,却都能不改初心,相互勉励推赏,砥砺前行;晚期居乡,残年相伴,各自总结文学和学术成就。他们的友谊既包括生活中的相互扶持,也包括文学、学术上的互相借鉴;既体现了“性灵派”与“格调派”互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也展现了那一时代江南文化的风采。

从王阳明到林语堂——闽派性灵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

王阳明在揭示良知学说的基础上,倡导性灵文学观,将传统诗文感物说理论“心”“物”并重的观点,转向以“心”为主导地位的诗文创作审美体验,并践行于诗文创作中;同时还强调创作者要有超脱凡俗、淡然自适的了悟致知境界,诗文创作应具备快适自我、抒发真性情、寓教于乐的功能。王阳明性灵文学观影响了闽地阳明后学郑善夫、李贽以及现代性灵文学大师林语堂等人的诗文审美追求,使得闽地阳明后学一脉的文学书写逐渐呈现性灵、闲适与幽默的风格特征,推动闽派性灵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阳明心学及其所倡导的性灵文学,对闽派性灵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掩抑的作用。

“性灵说”视野下的主体性写作教学研究

中国明清时期的“性灵说”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核心内涵在古代诗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其突出写作主体地位、追求“本色”“自然”语言、提倡写作源于生命和表现生命等主张对当前写作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写作主体缺失的现象具有指导作用。在写作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凸显写作主体,而不是将“他者”作为写作教学中的主导因素,要始终关注写作主体的地位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多元化、个性化的写作者,开展创新、创变的写作教学,从而使得学生能写作、会写作、爱写作,不断提高其书写能力。

自然真实情境的迫人灵气 科学与文艺的有机结合——《蝉》对“生命性灵”的优美解读

法布尔的个人经历与其所处的时代成就了他充满生命气息的创作风格,他在《蝉》中以个性化的行文思路和饱含情味的词句突出其对生命性灵的追求,依托文艺化的生命观照之笔,将枯燥的自然科学研究化为蕴藉着生命灵气的科普美文。解读该文可以从知人论世、文本细读、生命性灵中窥见作者的匠心独运,深入感受生命的哲学。

从重道德重实用到重性灵重自我表现--袁宗道文学思想论

袁宗道的文学思想经历了由重实用、重道德的文学思想到重个性表现、重性灵抒发、重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主动接受、积极传播其弟弟袁宏道标举的性灵文学,在公安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性灵派殿军张问陶

张问陶为清代性灵派之殿军，与主将袁枚、副将赵翼鼎足而三。其依据在于张问陶之才识非一般性灵派诗人可比：一是张问陶有明确的、较完备的性灵说诗学追求；二是张问陶诗歌创作成绩斐然。其后则无人可超越了。

“性灵说”之“贵情”美学精神及其学理溯源

"性灵说"是清代诗文家袁枚提出的论诗主张。他提倡"性灵说",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并由此致使其"性灵说"突出地呈现出一种"贵情"美学精神。这种"贵情"美学精神,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极为深厚的学理渊源,可以追溯到陆机的"缘情说"。

论叶燮对清代中期性灵诗说的启迪

叶燮与袁枚分别是清代前、中期杰出的诗论家和诗人。叶燮《原诗》以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诗坛流弊作了高屋建瓴的针砭,袁枚以其杰出的诗论和创作领导了席卷清代中叶的性灵诗学思潮。本文从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反对优劣唐宋与门户之见,"性情"与"面目"的主张,从"匠心"到"灵机"的发展,思想根基的正统性等方面,梳理袁枚对叶燮反复古主义诗论体系的接受、融通与发展,从而彰显叶燮于清代中叶性灵诗说的启迪之功。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性灵说首倡者张佳胤之诗歌本质论

张佳胤是明代嘉靖七子之一,以功业文章彪炳史册。其对诗歌本质的论述很有特色:一是在复古主义盛行的时期力倡性情说,认为诗歌当以情为本,缘情与言志兼重;二是三次以性灵论诗,以"雕拟不施,性灵洞见"为纲,即以性灵为本,重视独创与自然本色,反对复古模拟。他先于公安三袁而标举性灵说,成为这一学说的首倡者。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任情适性: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从性灵说的发展阶段中选取代表性人物如袁宏道、袁枚等进行研究,从耽情山水、纵性自适两方面探讨性灵说的生命意绪,可以看到,由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潜意识的存在,性灵文人任情适性的生命意绪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槃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康海和王世贞等在商贾之风的影响下转变心态,由格调转向性灵,为明清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郑元勋等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士商心灵上的契合;清代中叶袁枚、赵翼等与商贾以性灵为核心的契合,以及群体交流、领袖风范、老成气度、超旷心目上的影响,促进了性灵说的成熟和完备。商贾的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袁枚等人集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大成的重要动因。

“性灵说”的回顾与反思

以杨万里、袁宏道、袁枚为主要代表的"性灵说"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有千丝万缕的渊源,既包含有对主体生命本原的探索,也包括内心真情的感受和表现。它经过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既对于文坛的注重理学教化、模拟抄袭的流弊起到了积极的修正作用;也为几代文人提供了"童心"、"真趣"这类短暂的艺术避难所。然而此类作品常令人感觉纤佻轻薄,他们缺少必要的历史纵深,即艾略特提到的那种"感到从《诗经》以来中国文学有一个整体的存在"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