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旬-宜探区深部煤层气成藏条件与勘探潜力

在充分调研国内深部煤层气勘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鄂尔多斯盆地南部旬-宜探区钻井、地震和煤心实验分析资料,分析深部石炭系太原组煤层分布、煤岩煤质、储层条件、保存条件及含气性等关键成藏要素,系统评价了旬-宜探区太原组煤层气成藏条件与勘探潜力。结果表明,旬-宜探区太原组煤层厚度大、横向分布稳定、煤阶高、灰分中等、含气性较好,具备良好的煤层气成藏条件;太原组煤层气资源量1754×10^(8) m^(3),具备良好的勘探潜力;旬-宜探区中东部煤层发育、含气量高、断裂不发育、煤层埋深相对较浅,为煤层气勘探有利区带;在有利区优选基础上,开展了煤层气老井复查,优选了PZ2井实施太原组煤层压裂试气,压后取得了较好效果,对该区下一步煤层气勘探具有参考意义。

朝鲜日据时期的“阿Q”——以金史良的《Q伯爵》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朝鲜作家金史良曾受同时代中国作家鲁迅的影响,并由此创作了《Q伯爵》。金史良《Q伯爵》中“Q伯爵”的原型正是源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这部作品是对《阿Q正传》加以改造与重塑的一部杰作。“Q伯爵”与“阿Q”在时代背景、身份、性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在人物形象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差异。其原因可以从时代背景、作家对人物赋予的期待以及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戏仿”艺术考察

戏仿艺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模拟体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承担了几分立足于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之上的对于封建旧传统的解构或颠覆性功能。鲁迅的这些戏仿之作,从来源上讲较为驳杂,既有对于古代原典的戏仿,也有对于同时代人作品的戏仿,更有对于民间文学的戏仿。并且依其时具体的创作心境,而服务于不同的艺术目的:或是为了批判过时的礼教,或是为了抨击现实的弊病,或是出自对于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而所有这些,都在根本上与鲁迅早年所坚持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现实参与品格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韧”的战斗精神。

“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

1922年底到1924年秋,是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由于此间思想观念的变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

茅盾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革命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家:对于鲁迅研究,他独具慧眼,高起点开局;在发现鲁迅上,他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在理解鲁迅上,他拨开迷雾,消除了疑虑;在弘扬鲁迅精神上,他自觉担当,传承了鲁迅精神,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茅盾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位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的“转变”问题

历来对于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莫衷一是。对此两种观点的表述加以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各有其理由,而又各有其偏颇。以外在表现观之,似是跳跃,而从内在逻辑观之,则有其一贯性。故从总体上看,是发展而非转变,但发展中有扬弃,有厘清以至“飞跃”,故仍有“转变”,但并非“方向转换”。从鲁迅个人来看,还是一种出于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再加上时代条件的变迁所给予的机遇,使他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换或本质性的改变,更没有政治态度与立场的改变,考虑到“转变”一词在当时具有一种特殊含义,故用“发展”说更为合理和合适。

敬惜与揖别:鲁迅1924年暑期西行之旅的神思姿态

鲁迅1924年暑期的西行之旅,缘起偶然却又仓促成行,与他当时正陷于兄弟交恶升级、身心备受煎熬、愤懑无从排遣、窘况无力转圜的极端困境,存在若干事端头绪可证的紧密关系。全程往返36天,两度途经河南并歇脚,一次登岸山西且小憩,20天讲学、阅市、观剧、宴游于长安。其行踪匆促,其言动喧哗,既不散淡,更不悠闲,唯因直陈现场见闻、细述当时情状的笔墨辞章的缺失,遂致定格为鲁迅履历中一段节外生枝的小插曲。参照孙伏园《长安道上》刻意而为的同步描述,联系鲁迅本人“忽然想到”式的有关片言只语,抵近1924年及其前后一两年鲁迅猝不及防地踏地雷、跨陷阱的人生剧情现场,再作详察,或许可见:面向执着于诚与爱的血勇之士的敬惜与揖别这一“神思”姿态,不仅贯穿了鲁迅这趟西行之旅的全程,而且在他之后信笔提及长安的字里行间还屡有闪现,在他着力经营的后续小说创作中,更有形象化和主题化的纵深展开。

“价值”的批判与重构:在鲁迅和尼采之间

价值和价值论是鲁迅与尼采思想的重心。鲁迅与尼采围绕传统价值所坚持的原则与立场、选择的行动与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社会人性所进行的拷问与对话,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大变革来临之际新旧历史转折、现代价值重构、审美方向转轨的内在根源,从而为人们准确把握中西现代变革的深层脉动,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翻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踏上现代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博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四则史料考释

本文对新发现的郁达夫、柳亚子、张邦华分别致周建人的集外书信的内容进行考释,明确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通过郁达夫来邀请柳亚子、何香凝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以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张邦华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进而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何香凝和萧红的名字的原因进行解读,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何香凝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何香凝同意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信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萧红,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对一对夫妇只列男性的名字。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窃火”与“煮肉”:鲁迅与裴多菲的精神联系

鲁迅从早年接触裴多菲后,就为其精神所吸引和折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评介裴多菲的人,并一生赞扬、评介裴多菲,热心地帮助青年译者译介裴多菲。鲁迅从裴多菲的思想精神中汲取了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界战士特质、特立独行和“横眉冷对”性格以及“反抗绝望”的精神意志,而且可以看到其内在逻辑。鲁迅评介、传扬裴多菲,正是“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并同时传播给国人,为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东方而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启蒙理想的现实主义表征——读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稿》

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直接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蔡元培、邓以蛰的学脉,并且远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美术史传统。王逊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稿》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美术史是一种科学”,注重基于马赫主义的实在论来揭示中国美术史“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作为“创造新美术的依据”,以及追问“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其实都是启蒙精神的具体表征。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著作或有具体欠缺乃至错误,但他在特殊时期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以及撰写相关的著作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尤其是他所一再追问的“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仍然拥有其恒久的意义。

从“独鹤与飞”到“译事之光”——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中的“呐喊”

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留学日本时期和回国后的“沉默十年”。一般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是在其加入五四文学革命的准备阶段,这一观点大致成立,但忽略了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性。其实,此时鲁迅已经开始其后一直延续的文学道路,即一面介绍外国文学,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文学活动完全可以视为后来发出“呐喊”的前奏,或者说就是其最初的“呐喊”。对此,应结合鲁迅与绍兴地域文化关系及其在京环境影响等重新审视。

鲁迅研究综述(2018-2022)

2018—2022这五年间,集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鲁迅诞辰140周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鲁迅作品的阐释、鲁迅思想的开掘,以及鲁迅学的回顾、反思、展望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扎实的成果,研究者试图打破时空、文体、学科等阻隔,实现鲁迅研究诸多视域的多元互动与融合。

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的“抗战性”

中国新兴版画是在鲁迅的倡导和培育下发展起来的,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兴盛的社会主义思潮合流,与具有抗争意识的左翼运动和已经开始的抗日战争同步。鲁迅去世后,新兴版画的反抗性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达到成熟。“抗战性”是中国新兴版画与生俱来的特性,在新兴版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语境、情感聚焦、曲折笔法——高田淳《鲁迅诗话》评析

《鲁迅诗话》是日本学者高田淳对鲁迅旧体诗的鉴赏与评论。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鲁迅诗话》的翻译和归纳提炼,发现高田淳在继承中国诗话重视典故考证的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从文学的视角考察鲁迅的内心世界。其诗话写作体现出如下三大特征:回归历史语境、聚焦情感解读、剖析曲折笔法。对高田淳《鲁迅诗话》的翻译与解析,将为中国的诗话研究增添一个新的海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