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品》对颜延之、鲍照诗的评价

《诗品》评颜延之诗“喜用古事”,对这一观点后世基本认同。用典繁密其实与钟嵘的审美理念相悖,但在钟嵘心中颜延之是雅正的典范,所以还是把他列于中品。《诗品》评鲍照诗“危仄”“险俗”,针对这一观点则存在较多争议。理清其背后的涵义还需结合《诗品》原文以及《文心雕龙》等对“危仄”“险俗”的解读。钟嵘将鲍照列于中品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妙善公主”模式的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探讨

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期内平稳发展,必须要在“佛教中国化”和“观音信仰”这两个基本维度下功夫。进入中国的宗教必须能够保证与当地的宗教或文化进行对接,或相互发生影响,从而促进两个异质的宗教与文化发生强烈的互动,同时又在一个内体中共同成长,也不排除最后形成一种特质的宗教与文化。对“妙善公主”类的观音信仰,应看到它的背后存在的民间信仰主因,这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是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结合之后而出现的结果。隋唐之前的观音信仰主要分布在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地方化元素则呈现全面开花的势态。观音信仰证明,中国佛教界始终自觉地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将外来信仰改进为民族性信仰,完成“在地化”转换。印度传来的“妙善公主”之观音信仰母本《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部分元素被当地中国佛教界接受,创造新的“妙善公主”观音故事,再经过历代佛教徒不断地增衍,故事内容日益丰满,并且不断地扩编,最后成型变成中国佛教界自己的故事。观音信仰“在地化”表现,得到当地文化认可,受到当地文化尊重,影响了当地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中国化”现象。

江淹“才尽”时间考辨

“江郎才尽”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搞清楚江淹“才尽”的时间对探讨江淹“才尽”的原因十分重要。江淹在永明前或永明初已经“才尽”,至永明中有“才尽”之恶谥,到建武年间江淹方以托梦之说来解释自己“才尽”的原因。

论《唐诗艳逸品》之版本与文献问题——兼谈其作为晚明商业出版物之特色

《唐诗艳逸品》为晚明杨肇祉所编的一部艳体唐诗选集,分名媛、香奁、观妓、名花四集。其书最早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李干宇盛芸阁刊刻,天启元年(1621)由乌程闵一栻重新按诗体编排,广搜名家评语,改正部分讹谬,重新刊刻。康熙丁卯年(1687)由吴任祖据天启本重刻。此外,《唐诗名花集》在日本尚有一个元禄九年(1696)的刻本,选诗与万历、天启二刻本实大相径庭。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艳体唐诗选本,《唐诗艳逸品》虽然在明代唐诗选本学史上有其重大价值,但其中多有误题、重收、作伪等文献疏漏的情况,呈现出了很强的商业出版物色彩。通过对此集之文献情况的考察,可以窥见明代商业出版唐诗选本之一斑。

“红颜祸水”论源于周人对商代的女性文化否定

"红颜祸水"论由来已久,但世人时而论及汉成帝与赵飞燕事,鲜及商周。《尚书》载牧野之战武王誓师有"牝鸡司晨"语,或为其源。代文化女性参政本为常事,然周人借助神秘歌谣以揭示商王朝妇人干政有违天道,时下乱象悉由此起,并以此周人昭示天下,商纣违逆天意,诏告天下并起讨逆。时以天道覆人道,人道当以德配天,"牝鸡司晨"逆天而动,此后红颜祸国论踵事增华,衍为历代帝王倾覆家国借口之一端。

唐代士族家训探析——以柳玭家训为重点的考察

唐代是士族的转型期,传统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其政治优越性日渐消衰,而文化传统和文化优越感则仍绵延不绝。以家训为标志的柳氏家风家教,是河东柳氏在政治地位衰落后继续保持文化高门的保障。其家训内容凝聚着唐代士族的家训理念,与六朝士族家训和其后的宋代士大夫家训既有承传,也体现出时代和家族性质的差异性。

论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之“艳品”——兼论“骈俪派”戏曲的发展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首次将“艳品”引入戏曲品评体系,并于“艳品”中首提“骈俪派”。实质上,“艳品”中收录了大量“骈俪派”曲作,但却有其收录的标准。“骈俪派”戏曲因语言重骈偶,多用典不宜搬上舞台曾被诸多曲论家所抨击,而祁彪佳独辟“艳品”一类专论“骈俪派”创作,是与强化“骈俪派”创作审美意蕴、突显其戏曲语言理论、提高“骈俪派”的地位有关。此外,祁彪佳还于“艳品”中表述了对“骈俪派”戏曲发展的看法。

论《诗品》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

颜延之是刘宋时期成就卓越的名士,曾与谢灵运齐名于文坛,并称"颜、谢",然在今天的文学发展史中人们却较少提及颜延之。早在齐梁之时,钟嵘已将颜延之置于《诗品》的中品,并认为颜延之为"谢客之辅"。从《诗品》来看,钟嵘对于颜延之的定位与其诗学观念密不可分,这种定位不但影响了后人对颜延之的看法,还有利于比较"颜、谢"异同,探究钟嵘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