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国标对翡翠的种进行分级

翡翠的种一词起源于商业活动中,因在翡翠质量评价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而被广泛地推广和使用。于2009年国家颁布了翡翠分级的国标,明确给出了翡翠的定义和透明度、质地、净度、颜色、工艺的分级标准。这极大地促进了翡翠行业的规范性发展,也让其迈向国际市场更近了一步。截至目前,该国标中尚未涵盖种的介绍和分级并且专家学者们对种的概念认识不一,不仅造成了业内人士和学者们的理解困惑也给翡翠质量评估带来了阻力。因此,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翡翠分级的内容,笔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以翡翠分级国标中相关内容为基础,从材料学的角度提出了“六面体结构”,详尽讲述了翡翠的成分、相组成、结构及密度、硬度、韧性、强度、抛光性对种的影响,提出了种的评价多因素论。在商业中,种的称谓多为形象描述,类别较多且十分混杂并不适用于翡翠的分级标准。本文列举了种分级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多因素间的相关性且进一步对它进行简化和归一,最终提出采用表面粗糙度这一指标作为种的分级标准,依此对种划分了四个等级,即好、较好、较差、差。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作为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员工的工作动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鲜有文献涉及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探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三阶段349份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庸思维会进一步强化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主动变革行为间关系,且该调节效应会被工作重塑中介。

基于史源学考察的金中都城门问题补证

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称金中都。《金史·地理志》记载中都有城门十三,而《大金国志》《金虏图经》《析津志》等文献却称金中都城门十二。针对这两种不同说法,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解释讨论,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金中都城门初有十二,后于东北增辟光泰门,成十三之数,又正北“通玄门”曾改名“清夷门”。但这一论断的得出缺乏对相关文献史料源流的充分辨析,且对增辟光泰门及改通玄门名的时间亦论证不清。实际上,其实若从史源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厘清源流,既可补证上述论断,还可进一步推定金章宗为游幸万宁宫的便利而增辟光泰门,“通玄门”改名“清夷门”则是金宣宗迁都汴梁后因避忌蒙古而追改的结果,进而丰富我们对金中都城门制度的认识。

“这种人”负面评价意义的规约化

短语“这种人”高频用于负面评价,且类型丰富,经常与贬义“指人NP”、贬义属性谓语或修饰语共现。从立场表达三角理论来看,“人称+这种人”是立场表达者对特定主体或客体的负面评价。“语境吸收”“礼貌原则”和“概括机制”是“这种人”负面评价倾向形成的主要机制。

钟敬文傩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钟敬文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一直报以拳拳之心。他毕生都为民间艺术奋斗不止,对傩文化发展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贡献,对傩文化的发展起着奠基性作用。从钟敬文对傩舞傩戏的科学归类、傩文化思想精髓的阐述、包括傩戏傩面在内的民间艺术的定位、傩戏向戏剧演变的一般规律的概括等学术研究,能够勾勒出他的傩文化学术思想——民间艺术是人民文化的瑰宝。

释“解”与解“释”

在春秋晚期以降金文、竹书等出土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字,与“巨”字形体有别,且词义无关,应是“接中”之“解”的表意初文,原指器物的关节连接处。出土文献中的“不”“毋”即传世文献之“不解”“匪解”,又作“不懈”;“冻”即“解冻”。三晋货币面文“中都”等之“中”或有讹作“■”形者,与“■(解)”并非一字,只是同形关系。邹国陶文之“■”字,应分析从(解),■声,是为“解释”之“释”所专造的形声字。

市场联结与要素流动:开中盐法对明代西南边疆市场的影响

西南边疆是明代开中盐法实施的重点区域,开中盐法的推行在充溢边饷的同时也为边疆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政府制定差异化的中盐则例,形成了一种市场力量,引发内地商业资本和商人群体等经济要素向边疆地区流动,为边疆市场发展注入了经济活力。在开中盐法的吸引下,有不少内地商人进入云贵地区落地生根,撬动了西南边疆粮食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培育了本地商人群体。在内地商人与本地商人这两个市场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西南边疆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内地市场的联系也逐步加强。

“中原”之“中”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展开

在中华文明演进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常”也有“变”。“常”是本质性规律,“变”是创新发展,在“常”中已孕育着“变”之机,在“变”中又蕴含着“常”。中华文明的演进,只有在对其创新发展规律的考察中,才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也唯有此,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以不变之变应对世界变局的万变,拿出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案。“常与变”可以用“中”字来概括,“常”就是“中正”“中庸”“中和”,变就是“中通”。“中”的概念由地理与政治上的“中原”发展而来,继而从文化层面上升到哲学的概括:由“中”而“中道”——“中庸”“中正”“中和”“中通”,“中原”之“中”是中国文化的本根。

低能环境下核形石组构特征及成因——以中15井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核形石为例

【目的】奥陶纪时期全球发生了一次生物大辐射,核形石研究对于揭示该期古环境特征及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塔里木盆地塔中地区中15井核形石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地岩心观察和室内薄片、扫描电镜鉴定,统计、分析核形石宏观形态、微观组构特征,探讨了其形成环境、成因及地质意义。【结果】塔里木盆地塔中地区中15井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泥质条带灰岩段为开阔台地的台内洼地沉积,中上部发育一套厚约12.3 m的深灰色含泥质条带核形石灰岩、含生屑泥晶核形石灰岩,核形石粒径大、丰度高。核心为早期台缘生屑、团块;包壳厚度大,富含细菌纹层;基质中多充填灰泥、细生屑,普遍发育泥质条带;代表了一种水体搅动及搬运作用不强烈的原地或近距离搬运沉积成因。核形石可分为球状、帽状、板条状、椭球状等四类,以帽状、球状为主。垂向上为三个核形石发育段,单个旋回含量、粒度呈变大趋势。【结论】球状、帽状核形石形成于水体搅动和静止相交替状态的环境,板条状核形石形成于弱搅动的低能环境。中15井核形石的产出受奥陶纪全球海平面上升以及生物大辐射影响,具体为丰富的核心物质来源(相邻台缘带生屑、团块)、发育程度高的细菌黏附生长、稳定或弱波动的沉积环境等因素的有机耦合。

中医药临床研究类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背景开展好中医药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对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既往的中医药科技成果评价常套用笼统的评价方法,造成指标不适用、维度单一等问题,不利于科学、全面地反映成果的多元价值。因此,新时期中医药科技成果评价亟需建立分类、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目的遵循我国新时期科技评价要求,针对中医药临床研究类科技成果,建立体现中医药规律、突出中医药优势的科学、分类、可靠、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方法本研究开始于2022年11月,完成于2023年5月。基于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结合专题小组讨论,初步形成指标框架;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确定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点;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最终确定的中医药临床研究类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包含门槛指标10条,一级指标4条,二级指标17条,评价要点17条。经检验,两轮德尔菲法实施中专家积极系数均为100%,权威系数分别为0.94和0.93,各级指标Kendall's W一致性检验双侧检验显著性P值均<0.05,表明专家积极程度、权威程度高,专家意见一致性强,咨询结果可靠。结论本研究围绕中医药临床研究类科技成果评价,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可靠、易操作的指标体系。指标涵盖范围广,权重区分度高,具有一定中医特色,有利于在全面考虑成果多元价值的同时凸显核心优势。同时,配套建设的评价要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可能为相关评价活动提供潜在参考。

中医古籍校勘中的目录学应用

掌握和践行目录学的方法路径,有助于提高古医籍阅读、校勘效率,校勘因得目录门径而事半功倍。从校勘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医学书目的内容和在校勘中发挥的功用,梳理常供医籍校勘选用的3类目录:版本目录、辨伪目录、引用目录。阐明医籍校勘工作中目录学的应用思路:核验传承流序,鉴别医籍真伪;考察版本递藏,确定底本所出;审定卷帙缺佚,追溯卷次变化;通过《中华医藏·养生卷》校勘实例,说明在校勘工作中,应实地考察馆藏,确定删、增、调、补。以期为中医药古籍校勘与整理工作提供借鉴。

论《诗品》对颜延之、鲍照诗的评价

《诗品》评颜延之诗“喜用古事”,对这一观点后世基本认同。用典繁密其实与钟嵘的审美理念相悖,但在钟嵘心中颜延之是雅正的典范,所以还是把他列于中品。《诗品》评鲍照诗“危仄”“险俗”,针对这一观点则存在较多争议。理清其背后的涵义还需结合《诗品》原文以及《文心雕龙》等对“危仄”“险俗”的解读。钟嵘将鲍照列于中品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应用仲景下瘀血法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探讨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病理机制主要是骨髓中巨核细胞过度增殖,导致血小板计数升高,进而积聚成瘀。对于瘀血导致的疾病,医圣张仲景应用下瘀血法进行治疗,本文对仲景所创下瘀血诸方进行辨析,总结方剂各自的组方用药特点、临床应用指征,联系到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治疗中,从疾病分期以及不同证候灵活运用下瘀血法,为现代中医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提供些许思路。

罕见明末四色评本《杜工部律诗选评》初考

《杜工部律诗选评》是一部从未被著录的杜律选抄本,共选录杜律173首,书中用四种颜色过录何景明、崔龙蟠、冯琦、钟惺四家评语,除钟惺外的三家评语均属于首次发现。此书只选杜甫律诗体现了明人治杜风尚,书中没有沾染清代杜诗学的任何气息,未发现清代研杜名家的只言片语,选录钟惺评语说明它完成于竟陵派风靡天下、尚未被口诛笔伐而声名狼藉时期。综合考量,此书完成时间上限应是《唐诗归》初次刊行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下限当是钱谦益《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刊行的崇祯十六年(1643)。书中138条何景明评语,与相传为郑善夫、王慎中所作的杜诗评语大部分相同,正本清源后,或将改写杜诗学史的相关判断。

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整体保护研究

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与传统中轴线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两个重点,通过调研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的保存现状,发现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廓局部空间的标识性需要增强。更重要的是,城廓的整体保护应与中轴线相结合。城廓与中轴线具有共通的突出普遍价值,共建了北京老城的核心空间框架,能够共同体现中国古代营城建都时的“宅中”思想。因此,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的整体保护要与传统中轴线相结合,更完整的城廓空间能有助于北京城“中”字形空间框架的展示,有助于城廓与中轴线价值的保护与传承。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析张锡纯治疗血证的用药规律

目的本研究采用数据挖掘技术探析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治疗血证的组方用药规律,为临床治疗血证用药提供相关依据和参考。方法本研究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治疗血证的病案处方52首,并将方药经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内容主要有药物频次、四气、五味、归经及组方规律等。结果在收集的52首处方中,涉及中药72味,其中用药频次≥6的药物有19味,使用频次前5的药物有山药、甘草、代赭石、白芍、生地黄。药物四气以寒、平、温为主。药物五味以甘、苦为主。药物归经以肺、肝、脾经为主。将支持度个数设为13,置信度设为0.8时,得到16组药物组合和16条关联规则,涉及药物6味,出现最多的3个药物组合是山药-甘草、山药-白芍、甘草-白芍。设置关联度为7、惩罚度为2,提取得到药物核心组合6组、新方组合3首。结论张锡纯治疗血证时重视从肝、肺、胃论治,强调胃气下行为顺,注重标本同治,善用扶正降逆之法,强调保护正气、阴阳同调。

性含善恶与效法三代:钟泰的荀学重构

钟泰深研《荀子》,对其义理作了重构。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揭示荀子虽主张性恶,却仍不废性善,对于荀学所言由精神虚静而获取的认知能力,反有所轻忽;二是揭示荀子所称“先王”“后王”,辞异义同。具体所指,他先以西周当之,后扩展至三代。这些说法,同荀子原意多有参差。究其成因,或立足于钟泰自身程朱理学的立场,或服从于构造先秦诸子谱系的要求,或有取于稍前章太炎的议论。钟泰经由重释荀子,将理学式的“心统性情”说上溯至先秦;同时,荀学注重制度建设,钟泰则赋予制度以历时变化的动力,并加入反对世袭等现代观念。两面合观,反本而开新,可谓一种创造性阐释。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王艮“学”以至“乐”思想探析

王艮继承了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的思想,从本体论角度对“乐”进行界定,创造性地揭示了“乐”的生命力特征:一是,“乐”具有自主性,自率其性;二是,“乐”具有能动性,宰万物而主经纶。王艮将“良知之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个体维度的明明德亲民之学;第二层,人己交互的大人之学。层次不同,为学手段也不同,但是最终目的是回归于本体之“乐”。

论西周金文中的墉氏家族

西周金文中的■氏家族以往有墉氏、虢氏二说,本文分析“■”字读音,并结合■氏的族姓,认为西周时期的■氏不宜理解为虢氏。目前可见的■氏家族铜器有师■鼎、师■钟等,这些铜器反映了■氏是一个担任师类职官的非姬姓家族;本文也尝试利用这些铜器还原西周时期■氏家族的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