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伯高之丧”与殷周师丧之礼发微

通过对《礼记》《孔子家语》所载“伯高之丧”的分析,可知其中的孔子哭丧之说属于殷礼。殷周两代的师丧之礼,在仪式方面,既有告丧弟子和弟子哭丧、吊丧、会葬的共同之处,又有哭丧于“寝”和“庙门外”的不同;在地位方面,既皆以师丧重于朋友和所知者的丧事,又有周礼愈发重视师丧而提升其等级的情况。而且,周人的师丧礼和生事礼,既彰显了周代统治者“尊师重道”和“率先垂范”的事实,又启示了当今教育应当切实重视教师在学校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教学改革的推动还有必要同时强调“师德”和“尊师”的情况。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演化博弈论视野中的周礼与暴力——以春秋与东汉为历史切片

西周建立以后,基于宗法的周礼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约束曾长期有效,与之对应,《司马法》《六韬》等周礼色彩浓郁的兵法亦强调战争的伦理性质对战争自身胜负的重要影响。但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周礼对于军事行动的约束作用逐渐衰微,战争中的欺瞒等非伦理行为也日益频繁起来。作为春秋中晚期战争实践学术反思的产物,孙武的《孙子兵法》基本绕开了对于战争伦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并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最终完成了对基于周礼的西周军事观念的“马基雅维利式转向”。解释这一转向的主要资源将来自演化博弈论。大致而言,周礼在战场上的应用是以基于贵族核心地位的车战为技术载体的,而随着春秋的争霸战争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拓展到了不适合车战的中原边缘地区,步兵战法便慢慢淘汰车战,并由此边缘化了贵族的军事—政治地位。而步兵在古典中国语境中的廉价性又降低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博弈权重,由此铺就了通向秦政之路。代秦的两汉虽然在表面上崇周,却已无法恢复周政下的贵族博弈传统。毋宁说,在东汉朝政中进行政争的各种势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清流集团——都因自身的“祛地域性”而丧失了在必要的博弈缓冲区内长远筹划的能力,而往往本着赢家通吃的妄念而进行不必要的政治冒险。而鼓吹复仇的公羊学又在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冒险提供了思想助燃剂。汉末大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说明。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翚生命的最后17年5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20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福州苍霞洲李氏中医儿科学术流派教育思想研究

中医药的传承发扬工作任重道远。在中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术流派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和实质,对于传承、弘扬、发展中医药事业至关重要。文章介绍了中医学术流派的概念及其教育模式,论述了福州苍霞洲李氏中医儿科学术流派的源流及教育思想,希望能够给提高中医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中医人才,助力中医药传承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论铲足鬲及东周时期西戎文化的来源

学界对西戎文化的来源问题争议较大。文章从东周时期西戎文化代表性器物铲足鬲入手,与周边的相关遗存进行梳理研究认为,东周时期西戎文化与寺洼文化基本上没有亲缘关系;从墓向、葬俗、殉牲、铜器、陶器、人群体质特征等方面所反映的共性,说明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及其人群主要来源于蒙古高原中东部的石板墓文化;铲(柱)足鬲的来源与漠北蛇纹鬲有关。

蔚州作家李百川与《绿野仙踪》

《绿野仙踪》为清代颇具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小说之一。该小说的版本目前主要有百回抄本和八十回刻本两大类。《绿野仙踪》的研究和出版情况大致可分为清道光十年(1830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84年,1985年至今三个阶段,自第三个阶段始,其研究和出版持续升温。据河北蔚州乾隆四十年《李氏家谱》,李百川即为家谱中的李鋐,所以李百川确定是河北蔚州人,与《绿野仙踪》的作者在“自序”中所叙完全吻合。《绿野仙踪》创作的历史背景与李百川成长和生活环境紧密相关,主人公冷于冰的遭遇隐含着现实中作者的生活经历。《绿野仙踪》中的子板块涉及面广阔,已经发展为历史、世情、神魔等不同类型题材的“跨类型”形态,这是《绿野仙踪》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古代礼乐关系中我国音乐规制的思想诠释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特征。“礼”的仪式在西周初年经周公等的改造,从宗教制度转换为基本的典章制度,规定着社会生活、贵族活动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乐”被周代改造为沟通情感基本方式,其目的通过“乐”来化解因“礼”的秩序化、等级化而带来的社会对立与矛盾。利用“礼教”“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等级的秩序,以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乐”对后来各朝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CiteSpace的鲜竹沥液研究热点分析

目的基于文献计量学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鲜竹沥液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和建议。方法检索200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1日收录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VIP)以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有关鲜竹沥液的相关文献,使用CiteSpace 6.1.R6软件对作者、研究机构及关键词信息进行知识图谱构建,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445篇,其中付辉政发文量最高(20篇),近年该方面研究主要以付辉政与罗跃华为代表的合作网络为主,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是目前发文最多的机构(27篇);鲜竹沥液的研究近期热点主要集中在治疗范围、组方规律、成分探索及抗菌作用等方面。结论鲜竹沥液研究机构间合作较少,还需加强跨团队、跨地域合作,推动鲜竹沥液研究的深入。近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成分分析方面,但各成分间相互作用机制研究较少,还需相关学者提供更多证据,完善该领域。

《周礼》国土景观的象数渊源与数理秩序解析

揭示象数对中国古代空间与自然规律的关联逻辑,是理解国土景观秩序生成的思维基础,也是传承“大国山河”独特气质的可行思路。基于上古天文历法与《周易》“象-数-理”体系,厘清《周礼》“山-水-田-城”景观以象数为媒的“敬天”思路。结合《周易》象数易理,剖析其中“结构”“等级”“单元”“均列”的空间映射模式。据此解析象数对《周礼》国土景观秩序营构的影响:从全域“辨方正位”的“山-水-田-城”结构同构与等级列位,到局域“体国经野”的土地等单元衍生与聚落均列分布,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人居理想追求。研究将为当代国土景观遗产价值提供新的认知。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名中医周惠芳基于“肾主水司二阴”论治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

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是绝经过渡期及绝经后期女性特有疾病,周惠芳教授围绕“肾主水司二阴”理论,认为此病溯本在肾,虚实夹杂,治疗上辨证施治,清补兼施,选方用药基于《傅青主女科》名方加减化裁。针对女性特殊时期出现的生殖泌尿道不适症状采用益肾清利的治疗思路,以滋肾为主,佐以清利,兼顾他脏,并提出内外同治,有效改善症状,以期为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的临床诊治提供借鉴,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生活质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干部教育的实践--以朱中立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干部和群众土改后出现了思想退坡、工作不积极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农村干部的教育活动。为提高教育效果,《新湖南报》以朱中立为原型建构了“李四喜”这个典型的思想退坡的人物形象,并借朱中立怎样走出“李四喜”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引导和教育。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原型朱中立也不断提高自身认识,积极工作,努力进取,成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榜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运动,也是因应了时代需要的一次成功的教育实践。

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朱子“理”的多维诠释与翻译

“理”是朱子学最为关键的术语,也是理解朱子学、宋明理学的关键。自朱子学向外译介时起,“理”就有多种译法,但是每一种译法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进入新世纪以后,“理”的诠释和翻译也变得多样,其中主要有pattern, coherence, pattern-principle等。每一种译法实际都体现出英语世界对朱子学认识的演进,也表明西方理解和诠释朱子学核心思想路径和翻译实践的变化。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