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总目》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

四库馆臣引前人评论韩愈语、将韩愈文章言论经典化、为韩愈辩护,体现了《总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重视与高度评价。《总目》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将“韩柳”作为古文典范的代称,认为韩愈、柳宗元是文章演进的重要一支,但《总目》整体上以尊韩为主,以柳宗元等人为韩愈的应和者和追随者。出于对正统学术观念的继承和道统的维护,《总目》尊崇韩愈的倾向是明显的,这种倾向也对近现代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靖康内讧解析

靖康内讧是宋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继续和发展 ,其要害在于皇帝与太上皇帝是否应当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皇权。徽宗企图另立朝廷 ,钦宗因而软禁徽宗 ,以致徽、钦父子双双沦为金军俘虏 ,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

《唐宋诗醇》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

《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选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在唐宋诗之争的诗坛论争中,这一御选唐宋诗选本以宗唐为基调,兼容宋诗。其编选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一则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纲,贯联唐宋;一则是以兴观群怨为旨归,统摄诗坛思想。其对诗人、诗作的选择、品评始终以此为统驭,在雅正的标准下扬唐兼宋,统和诗坛趋向,以归于清明盛世的舂容气象。

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

宋徽宗系宋神宗第十一子 ,既非嫡又非长 ,从政是其所短 ,书画是其所长。其兄长宋哲宗因纵欲而早逝 ,他仰仗其才华与名声 ,竟战胜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 ,君临天下。徽宗继位貌似出自“朝议” ,其实走过场而已 ,所谓“朝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徽宗的公开策立者固然是向太后 ,其幕后拥立者很可能是宦官郝随。至于徽宗的才华与名声 ,则得益于对其青少年时代影响极大的姑父、风流驸马王诜。一定意义上似可说 ,徽宗“成也王诜 ,败也王诜”。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宋代疫病病因病机认识浅探

目的:探究宋代对疫病病因、病机的新认识、新观点。方法:运用医史学方法结合理论分析的方法。结果:宋代医家普遍认识到疫病发病与地理、气候和人之禀赋有关,而病因则主要有寒邪、异气、温气这三种,风、暑、湿、毒等病因也得到了一定阐述。医家们对病机认识较前代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寒极生热和继承自晋唐而有所发挥的温毒为病说外,还提出了邪伏少阴、伏阳之说、伏寒遇时邪为变、气运郁发而为天行等新观点。结论:宋代医家对疫病发病的地理特征有了较多关注,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较前代有所丰富,辨析更加清楚,并在疫病理论及临床方面有继承和创新,为后世疫病学发展创造了条件。

“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

对于与宋初的"斧声烛影"事件密切相关的"晋王有仁心"之"神言",当今研究者大多视作荒诞无稽之语而不予讨论,或将其视作太宗为篡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但"晋王有仁心"一说实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以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且此说出现于真宗朝,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密切相关。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为维护本朝天子之"圣明"形象以及皇位传承之"正统"性,又将《杨文公谈苑》中"太祖以其妖,将加诛"诸语删去,使造作于真宗时的"晋王有仁心"之语成为能证明太宗合法继位的一大证据。

论宋真宗朝“五鬼”

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皀，是宋真宗朝政治 舞台上极为活跃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 历史产生的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人们忽略了对“五鬼”作更深入、全面甚至是较为客观的研 究。本文从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了“五鬼”在真宗朝得势的原因；并从科举制度 、宋代经济和财政管理以及对宋代文化基础性的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五鬼”对宋代文官 体制的建立和宋代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而阐述了真宗朝在有宋一代历史发展进程 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南宋初院画的兴盛及其原因

南宋初年宋金停战,经济、社会有较大发展,宋高宗恢复了画院。由于建制与北宋不同,高宗对画家奖掖甚力,大批南渡的院画家充分发挥了艺术才能,造就出绘画的中兴。伴随着文人画的退潮,南宋院画较之北宋有不少发展进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与高宗个人相关的,主要有四点:一是高宗宣扬"中兴",绘画转向历史题材,促进了画院人物画的发展;二是能充分发挥不同画家的专长和创造性,使院画各类作品艺术水平普遍提高;三是画家不再拘守某种范式,有较大的创作自由;四是高宗较尊重画家的创作个性,较重视画家的创作权,使画家的主体意识增强。

唐宪宗与韩愈谏佛骨事新论

唐宪宗元和年间发生的谏佛骨事件 ,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韩愈对佛教的猛烈攻击与批判 ,而是因为随着天下藩镇的平定、大唐的初步中兴 ,宪宗日渐志骄意满 ,其元和初年那种虚心求谏纳谏的作风已有改变。对于那些有损君主威望及皇权加强的人和事 ,宪宗有心给予严处 ,“以儆其余”。韩愈《谏佛骨表》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严重触犯了宪宗的自尊 ,未能摆正君尊臣卑的位置 ,因而随后出现的结果就是必然的了。

谈《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笔记的著录

《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其中实际收入《四库全书》197种,存目55种,对宋人笔记的著录有着严格的考量,推崇"广见闻"、"资考证"、"裨劝戒"和"说部之佳本"。《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笔记的作者及版本源流作细致的考证,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发公允议论之声,由此可窥探出四库馆臣乃至清初士人对宋人笔记的认知。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

与汉代经学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对应,《汉书.艺文志》建立了严密的"载道"体系,"六艺"对其他各略具有规范意义,"诗赋"略的划分使"文学"的类别属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划归于"载道"体系当中,使"文"与"经"(道)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奠定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论韩柳——韩柳哲学、政治、文学观之比较

韩愈、柳宗元同是中晚唐学界哲人,官场名宦,文坛巨子。在哲学上韩、柳互为论敌;政治上则有同异;文学上同为“古文运动”主将。韩、柳同开宋明学术之先河,韩愈推明“道统”,抵制佛教,巩固封建统治,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其历史影响大于柳宗元。但柳宗元之哲学观和政治观又有长于韩愈。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南宋雅词的推出与浙西词派的崛起

清代初年北宋词风盛行之际,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诸家,在广泛搜集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编纂《词综》推出南宋雅词。在《词综》问世之前,朱彝尊、陈维崧借助《乐府补题》推动"后补题"倡和,冲击了以小令为主的创作格局。龚翔麟随后汇刻朱彝尊等诸家词为《浙西六家词》,以创作实绩宣告浙西一派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