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Criminal on Death Row" to "Acquittal of Charge"——A showcas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Januaury 1996, a case of murder shocked the seat of Qiaojia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Eight years later, in February 2004, the county town was again astir with the news that the alleged murderer Sun Wangang returned home after being acquitted of the murder charge.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昆曲的现代性发展之可能性研究

昆曲不仅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汇集了中国古代文学、音乐、歌舞以及其他表演艺术的精华,这是其在新时期能得以现代性发展的基础。昆曲的现代性发展,必须遵循昆曲的艺术规律,保持其本质特征。昆曲内容上的创新,应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为今天的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昆曲剧本;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应在不失昆曲的艺术特征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昆曲的表演手段,以适应当代观众的欣赏需求。昆曲《十五贯》的改编成功,是借助了当时特定的政治理念;而青春版《牡丹亭》的盛行,则是以时尚和青春为依托,后者的发展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既通过对昆曲古典名作的改编演出,培养了一批年青昆曲演员,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热爱昆曲的年青观众,这也是今后昆曲改革应予以重视和借鉴的。另外,昆曲在其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要走向世界,融入到国际现代剧坛之中。

刑事错案防范机制之建构——基于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的分析

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方面。要消除导致错案的直接原因,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严格落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第二,强化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对尸体、体液、痕迹等实物证据,能够采用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高精度的鉴定方式的,不得采用辨认、血型鉴定等低精度的鉴定(认定)方式;第三,高度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事实和理由,驳回辩护方意见必须进行充分说理;第四,严格遵循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规范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第五,严格贯彻疑罪从无规则,对认定有罪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必须做无罪处理,不得做留有余地的判决。

优化刑事案件绩效考核机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饱受诟病的法、检、公的绩效考核机制迎来重大变革。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应遵循司法规律,立足刑事办案实际,以建立科学、简化、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为目标,从而实现其激励、督促功能。

对我国刑事无罪判决率的思考

无罪判决是在任何刑事司法程序中都必然存在的。我国法院每年做出的无罪判决人数一直趋低。究其原因是我国传统"有罪推定"观念及重刑主义的影响,且在实践中往往以撤回公诉代替无罪判决。因此,要提高刑事无罪判决率,司法机关要改变旧观念,应当在对案件事实充分审理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有效判决,检察机关应当公正评估案件质量,减少不诉、撤回起诉。同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职能,促使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不刻意规避高无罪判决率的出现,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撤回起诉制度的异化与矫正

受诸多因素影响,撤回起诉在制度运行中发生异化,致使公诉权不当扩张。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被滥用为规避无罪判决的工具,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不明导致刑事被告人诉讼地位客体化。以异化现象为切入点,可知撤回起诉的时间不合理、法院司法审查形式化、考核指标不科学、检察官伦理建设不足乃主要成因。规范撤回起诉的运行,需要标本兼治。具言之,将撤回起诉的时间严格限定在合议庭评议前;强化法院对撤回起诉的司法审查并根据申请时间、申请事由设置不同的审查模式;明确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并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优化绩效考核指标并加强客观义务的建设。撤回起诉制度的改革思路应重点围绕转变当前行政化的运行模式并严格落实司法审查机制。

《大明律》中“不坐”条款研究——以当代刑法学为视角

《大明律》中的“不坐”条款仅仅是表达出罪的术语之一,这与现代刑法迥异。究其原因,是现代刑法理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犯罪理论,并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对出罪进行了更为简明的限制。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进行无罪推定,这意味着任何人都预设为无罪,而不是居于有罪与无罪的中间地段。入罪成为了刑事立法以及司法的核心任务,只要不能入罪,则当然推定为无罪。但古代对于人更多是一种“圣人-常人-罪人”的动态划分,人通常处于待评价地位,并非简单不入罪就必然无罪的状态,为此就需要有细致的出罪规定。《大明律》详细规定出罪的立法模式,这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而言,出罪规定可以补充单纯入罪不足,且更加彰显刑法的谦抑性。这是我国刑法文化的优良传统,理应得以研究与发扬。

十五贯、小百花与浙江戏曲事业的发展

本文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浙江的戏曲改革实践,以《十五贯》与"浙江小百花"为典型案例,研究、总结浙江人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研究浙江人文历史与戏曲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推动浙江建设文化大省与浙江戏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释冤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启示——以《折狱龟鉴》为中心

古代释冤法律思想最初产生于发现和平反冤狱的司法活动,在此基础上对释冤的经验、方法进行总结、提炼,最终形成司法官员严明矜谨、缘法裁判的观念、情感和思维方式。郑克著《折狱龟鉴》一书,是古代释冤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将古代释冤法律思想运用于现代司法过程,可以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排除非法证据、严格证明责任、健全错案发现和纠正机制、强化职业良知、落实司法责任制等起到借鉴作用。

无罪裁判难之成因探究

刑事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常常通过准许撤回公诉、反复发回重审、留有余地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等方式规避无罪裁判。无罪裁判难,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立法方面原因,体现为立法者的犹豫与折中、立法尚不够明确、证明标准单一且主观性强;二是司法机关内部原因,体现为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通过私下协调来回避无罪判决;三是诉讼观念方面原因,表现为重打击、轻保护观念根深蒂固,客观真实的事实观,有罪推定观念,复仇观念造成的压力;四是权力格局原因,表现为审判机关需要通过有罪判决打击罪犯以体现执政绩效。

社会认知视阈下的无罪判决——基于贪污罪案件的实证分析

无罪判决是刑事诉讼的一种结果,是防止冤案形成的重要屏障。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无罪判决包含控、辩、审三方对案件的认知。对25起贪污案无罪判决的实证分析发现,控方对案件性质和证明责任产生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控诉失败;被告人通常声称自己无罪;法官重视对判决理由的解说,较多地使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思维模式,不同的司法理念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这些认知特点,对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避免认知偏差,提高控、辩、审的准确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诉案件无罪判决:趋势与阐释——基于1440份无罪判决的分析

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公诉案件无罪判决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如公诉案件无罪被告人数量稳步递增、检察机关对无罪判决包容性增强、二审法院逐渐承担更大的无罪裁判责任以及"法定无罪"在实践中的普遍性适用等。上述趋势与特征的出现,与无罪裁判环境、发回重审规则、法官理性偏好等因素的作用密不可分。当前,我们对无罪判决指标关注过多,忽视了无罪判决与司法人权保障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将无罪判决指标作为单纯衡量和评价司法公正性程度、理性化水平的标尺,这无疑会扭曲无罪判决本身所承载的错案治理功能,进而产生负面后果。此外,由于无罪判决的制度压力依然存在。所以,司法理念的更新、技术变革措施等可能都无法充分因应冤假错案的治理需求。为此,未来可能需要探寻更具制度效益的错案治理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