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相家巷遗址H6发掘简报

1997年1~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陕西省西安市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秦封泥。其中H6出土秦封泥234枚,内容丰富,为研究秦代官职体系、政区地理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古文字演变、书法艺术及古代封缄工艺的珍贵材料。

从一方新见玺印谈楚官名“柱国”

新见一方“上■邦■事鉨”的官印,印文构形与楚文字相同,风格则较为方正、呆板,可能是秦汉之际故楚地起义军政权所制造。印文记录了两个职官,“上■邦”当即上柱国,为楚国官名;“■事”可读为“家士”,是治大夫家邑狱讼之官。本文认为,楚文字中“■”多假借为“属”,柱国的本义当来源于“属邦”,表示委托国事之意,在设立之初即为重要的职官。柱国初设大致在战国中期,地位仅下于令尹,多由将领担任,主于军事,也负责部分行政事务。战国时期,赵国可能也设有柱国。秦汉之际,故楚地起义军政权承袭楚的旧制,柱国的行政权力扩大,相当于相国。柱国官名历代多有沿用,其官或作为戎秩、勋官,呈现变实为虚的趋势。

索薪封印:北洋政府时期职官的讨薪策略及其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延续晚清以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上军阀混战,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职官薪俸无法及时、足额发放。职官为维持机构运作及自身生计,不得不采取封印、组织联合索薪会等形式,向总统府、国务院、财政部及实权派索薪。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频繁,职官的索薪对象常常发生改变,加剧了索薪的难度。北洋政府职官的索薪封印,既反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也是北洋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表征。

北魏“终宁陵令印”补释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著录了一枚北魏“终宁陵令印”。结合终宁陵设置的时间,可知这枚官印制作于公元499年至519年之间,是目前所见的北魏陵园官印孤品。自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诏令勿置陵邑后,陵邑制度遂见废弛。魏晋以降,帝后陵也仅置园邑而不再置陵邑,园邑归陵园令长统属,其邑户多者不过三五百户,规模远小于秦汉时期比于县的陵邑。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北宋“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新识

“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为一方北宋官印,因纪年明确、品级较高、铸刻精美而备受学界关注。然而,此印面的首字“■”释读有误,应厘定为“奉”,而不是“康”,印文当通读为“奉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该印不仅是现存惟一的宋代“节度观察留后”所用官印,而且是目前仅见的两方宋代鎏金官印实物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从出土文献论秦朝的“书同文”政策

从出土文献来看,秦朝确实实施了“书同文”的文字政策,该政策实施的时间是战国末年,它伴随着秦国的兼并战争而同步开展。秦朝官方推行的规范字既有作为正体的秦小篆,也有用于日常书写的隶书。“书同文”政策不仅规定了字的形体、意义和用法,同时对于文书的书写、传递、保存等方面都有细致而明确的要求。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秦封泥中苑囿职官结构勘考——以“御弄”为中心

秦代的苑囿职官在历史文献中有一定记载,随着秦封泥的出土和研究,对秦汉苑囿职官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同研究者对秦封泥中相关苑囿职官的释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误解。在此前出土秦封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新近所见文献器物,对“御弄”等与之相近的苑囿职官结构进行新的勘考和分析。

《南京条约》上的印章签押

1840-1842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欧洲国家爆发的大规模战争,随后中英两国所签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开端最重要的历史文件,长期受到中外历史学家的关注,研究成果数量惊人。但是,条约上昭信守、辨等威、防诈伪的标志,由中英两国政府谈判代表钤盖的印章和签押过程却鲜有涉及,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缺失。纵观《南京条约》上的猩红印章和墨黑签押,不仅是两国政府谈判过程中的焦点之一,也反映了中外用印的差异。

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书风源流考述

《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唯一的大字摩崖作品,其表现出的篆隶笔意,有着特定的历史成因和自然成因。其笔法、结构及章法特征的表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颜真卿后期楷书如《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宋璟碑》及碑侧记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颜真卿晚年书风转向自《大唐中兴颂》始。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甘丹颇章时期的贵族婚姻契约解析

甘丹颇章时期贵族婚姻的契约文献中,记载了诸多贵族婚姻的财产分配及保护问题。诸如规定了贵族初婚必须签定婚姻契约,离婚按亲属离异律(Nye-Vbrel-Vbral-Sdum-Gi-Zhal-Lce)判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婚姻需获地方政府承认等,反映出贵族婚姻已然形成攀权附贵之风,为有效地保护贵族婚姻存续间的财产问题与阶级地位,贵族婚姻契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种婚姻等级制度。

基于OCR的标书文件信息获取技术应用研究

电子评标过程中,由于目前的辅助招评标系统在智能化程度方面有所欠缺,在评标效率、准确率等方面仍有提升进步的区间。例如,在获取招投标文件图片信息中,现有的辅助招评标系统识别效果较差。为解决现有问题,提出了一种通过使用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技术获取招投标文件内容,并对上传图片进行灰度值、图像预处理。该方法可大幅度增强系统智能辅助招评标功能,使用公章检测算法判断招投标文件中公章使用情况,划分标书文字块,从而缩短评标时间,减轻评审标书的工作强度,解决了评标过程中的评审不公正、评标效率低等问题,使招投标项目的评标更加公平、公正、公开。

中国古代言谏制度探究

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御史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两翼。其咨询、规谏的职守和作为,凸显出自己特有的光彩,给古代封建专制政体注入了一股难能可贵的活力。拟就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源流演变及其实施、得失进行探讨,以对当代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提供一定的史鉴参考。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土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土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雍正“改土归流”辩

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发生于清雍正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改土归流",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雍正改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而是以"大一统"理论为依据,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不能因为在改流中引发武装对抗,造成血流伤亡,就将其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清廷以武力强制改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王朝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更应强调"改土归流"的实质是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