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特殊信任与企业寻租支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和城市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寻租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宗族文化越浓厚,企业寻租支出越多,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改变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后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加深对自己人的特殊信任,有助于满足作为违法交易的寻租对信任、承诺和保密机制的要求;宗族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所有制、规模、区域和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程度的企业样本中存在明显区别。本研究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释寻租可为反腐败工作提供参考。

“招娣/弟”命名偏好的省际差异及宗族文化的影响

“招娣/弟”是个有明确涵义的名字,它在群体层面上能够反映命名者的男孩偏好社会价值取向。通过档案资料建构了省级层面的宗族文化及“招娣/弟”比例等数据,卡方检验证实“招娣/弟”比例存在省际差异。同时探讨了宗族文化对这种差异的影响,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支持宗族文化正向预测“招娣/弟”比例的差异,宗族文化越强的省“招娣/弟”比例越高。

宗族结构影响下晋东南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及发展演变--以西社村为例

平顺县西社村作为晋东南地区典型的宗族血缘型村落,其形态受宗族结构影响,格局独特。文章从宗族结构的视角出发,借助族谱、碑刻等文字史料信息,结合田野调查与类型比较等方法,对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与聚落空间形态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历时性分析,归纳宗族发展对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结合宗族结构影响下聚落的两个空间特征,探究其空间形态及发展演变规律。

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民族”不是中国古籍固有用词——兼论东西话语体系的错接

“民族”不是中国古籍固有用词,而是近代传入我国的概念,和我国传统话语体系的错接对我国影响很深。近年来有学者试图通过古籍中将“氏族”误抄为“民族”的情况,将其溯源为是我国“本土化”的概念,更增加了国人认识的混乱。认清东西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异同,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也是客观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流动的抄本:明清嘉善《唐氏族谱》的编纂、流传与文本生产

上海图书馆藏《唐氏族谱》抄本两种,最早抄成于乾隆初期,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修订、增补和重抄、抽换,文献形态复杂凌乱。该族谱的文本层次则更为丰富,其祖源叙事和早期世系可能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前期。晚明以来,该族谱以抄本的形态在松江、嘉善一带的多支唐姓人群之间流传、增订、嫁接,在乾隆抄本形成之后仍有新的支系添加进来。因此,这一族谱的生产模式并非人们熟知的在“宗族组织”主持下编纂、续修的模式,族谱背后的唐姓人群也并未形成哪怕是松散的“宗族”。这一类族谱或可命名为“嫁接型族谱”,值得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甲骨、金文中的妘姓之周与“洽周”

殷墟甲骨文所见以“周”为名的国族,活动年代要明显早于“太王迁岐”的时间,故无法认定为姬姓之周。本文通过对西周金文的梳理,认为上述“周”族很可能正是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妘姓之周,其所属母族为“■”,势力范围位于晋陕一带。新见太保簋铭的“洽周”当为复合地名,意即洽水流域之周地,在今陕西合阳县境内,或为妘姓之周的族邑。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乡村振兴“家”之四重奏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社稷国家,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包含着四种“家”的层次结构,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家庭,以宗族为纽带的扩大家族,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村落家园,以及以民族为主导性认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性“家”的共同体。中国当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演奏好“家”的四部和声,是关乎到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强度越大和宗族多样性越高都显著不利于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未婚女性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生育阶段女性的影响显著强于非生育阶段女性。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显著降低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概率,而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无显著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证明了宗族文化通过影响生育行为、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分工进而制约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还进一步探究了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地点。结果显示,宗族文化虽然不利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但对于已实现非农就业的女性而言,宗族文化有利于其跨县就业和跨省就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文化方面进行积极引导,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

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

闽西石壁乡民以张姓居多,聚族而居。明中叶以来,在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下,石壁张氏的宗族组织发育出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形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同姓联宗俨然是颇具规模的村落联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是乡族内部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同姓联宗与散居宗族在世系建构上相近,由虚体性组织实体化则是为了应对超血缘、跨村落的区域性事务。这表明,为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在文化性虚体组织和功能性实体组织间灵活切换,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宗族结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高桥寨自然村为例

文章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桥寨自然村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和历时性比较法,将村庄的演变历史依据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分为五个时期:分衍、兴盛、异化、瓦解和重构。分别从时代背景、宗族结构和空间形态三个方向进行分析,以探究村庄演变的逻辑规律和影响因素,以及宗族结构与空间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挖掘该类型自然村目前的发展困境,提出现代化村庄内生秩序架构和区域联动发展的策略。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儒家文化对“招娣/弟”命名偏好的影响:宗族文化之外的新视角

“招娣/弟”命名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体现了家庭和社会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任孝鹏等(2024)的研究以家谱和祠堂分布为宗族文化影响力的代理变量,发现这些因素能预测不同省份“招娣/弟”命名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孔庙分布作为儒家文化影响的代理指标,探讨了其对“招娣/弟”命名地区差异的作用。结果表明,孔庙分布同样能显著预测该命名现象的区域偏好。通过主成分分析,还发现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的代理指标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本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文化因素影响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