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

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应区别自然人构建单位或法人的教义学理论。对法人进行制裁,应首先考虑三点: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立足法制统一原则,从刑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来看,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从合规的角度对单位进行分析,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应当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

单位犯罪成立条款的立法修正——以单位刑事责任理论为分析工具

有关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的修改和完善,应以组织体责任论作为单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的学理基础。在将单位与自然人刑事责任追究分别予以考量的前提下,必须厘清单位刑事责任与单位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关系。相较于“平行方式”“总分方式”“剩余方式”,“连带方式”重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在定罪时形成必要兼顾,在量刑时形成彼此关照,因而在法理论证上更易形成说服力,在司法实践中也更具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的具体路径:应借鉴《民法典》《公司法》等法律优化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从违反对外义务和对内义务理解单位犯罪的行为类型属于真正的不作为犯;单位不像自然人那般具备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法在单位犯罪中完全贯彻罪责主义或者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事前合规”可从违反义务的角度以积极条件的方式加以规定,而“事后合规”则不应在定罪阶段予以考虑,应在量刑阶段作为减免单位责任的事由。

规范与监督: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法治之路

对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监察机关处置权应有之义的体现,还是监察机关实践工作范式的运用。不过,监察机关这一行为在当前仍然面临着困境,包括在对职务犯罪进行非罪化处置时合法性上所带来的疑问、容易对司法权产生威胁以及容易造成监察权行使的恣意性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在观念上对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规范上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非罪化处置的标准不明以及在制度上缺乏对监察机关这一行为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最终造成了现实的“困局”。为此,必须系统而正确地认识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之间的关系、明确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标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监察体制改革所预期的目标。

“套路贷”刑事案件罪名认定困境及其应对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明确规定,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新型“侵财类”犯罪行为特征的概括性评价,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合理界定和有效规制仍处于初期研讨阶段。“套路贷”犯罪往往与涉黑犯罪交织,具有罪名基本固定、犯罪行为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套路贷”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罪与非罪、罪名认定、财产认定和依法打击等方面。通过对近两年“套路贷”犯罪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司法适用过程中罪与非罪、罪名认定、犯罪数额认定提出对策建议。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统摄了恶势力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当前,我国境内的有组织犯罪基本得到控制,但其安全威胁已经从传统的经济、社会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造成政治权力异化,冲击先进民主制度,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为将其正本清源,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为遵循,构建新型反有组织犯罪理念,创新网络群众路线,推进基层反腐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健全反有组织犯罪综合机制。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犯合法直播人的经济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严重危害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由于我国刑法立法缺乏相关规范,民事赔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该行为,导致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无法发挥刑法预防犯罪、规制行为的保障功能。为有效保护合法直播人的广播组织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有必要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修改《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类型,以实现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该行为的犯罪化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满足法益保护需要,填补刑法立法漏洞,具有著作权法和政策基础。

恶势力组织刑法规制的完善——以与《反有组织犯罪法》衔接为视角

随着《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颁布,我国恶势力组织经历从非法律用语到正式的法定概念的转变,以此重新审视该法与我国刑法关于恶势力组织的规定会发现,刑法对恶势力组织规制存在“恶势力组织缺乏刑法评价”、“恶势力组织首要分子的规制空缺”、“对恶势力组织涉案财产的处置不彻底”的漏洞。相应的,未来立法修订建议“增设领导、组织、参加恶势力组织罪”、“明确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与“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并适用刑事推定原则”,以期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治理恶势力组织的长效机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发、多发,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上游犯罪查证困难、行为以提供“两卡”为主、违法所得与涉案数额差异巨大、处罚结果呈“轻刑中的重刑化”等突出特点。有效推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治化治理,应当从司法打击、司法认定和司法治理三个层面探究:司法打击层面存在当严未严、该宽未宽的偏差,应突出打击重点、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认定层面存在对“明知”、“为其犯罪提供帮助”、“支付结算帮助”的扩张倾向,应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司法治理层面存在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办案机关工作延伸不够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欠缺联动思维的堵点,应推动溯源治理,从强化多元普法、加强源头监管、加强协同联动方面,着力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

对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间关系的学术争论与反思

当代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的合流趋势引起了学界对其关系的争论。在分类上,学界存在着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建立更详细分类体系或彻底打破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二元划分等三种观点。在竞合关系上,学界也提出了两者易于合作、难以合作与相互竞争等相互对立的观点。在两者间的类型转换上,学者们指出促成恐怖组织向犯罪集团转化的因素包括经济诱惑、组织间权力竞争或恐怖组织与政府的互动等,政府的打击力度则是促成犯罪集团向恐怖组织转化的主要动因。缺乏实证研究是学者们在该领域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上均未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资料获取难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改变目前以动机为主要切入点的研究路径,转而加强对手段的关注,以弥补在资料获取上的先天不足,并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有组织犯罪案件财产处置司法模式之反思与完善

通过实证分析《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后黑恶势力犯罪中财产处置的情况,发现财产处置的被重视程度和规范程度都得到普遍提高,同时相应难点问题的争议也在不断升级。究其原因,黑恶势力犯罪的复杂性是财产处置的根本难点,涉案财产的复杂性是直接难点,处置措施之间的模糊关系是财产处置的理论难点。2021年《反有组织犯罪法》应运而生,专章规定涉案财产的认定与处置,其吸收了扫黑除恶中的具体经验,对涉案财产认定处置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有遗憾。因此,在实践中公检法部门有必要树立“人-财-罪”过程性思维,时刻关注涉案财产的法律性质并厘清其与处置措施间的对应关系。

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分案处理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针对不能或不宜合并处理的案件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有组织犯罪案件往往具有涉众性、犯罪行为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出于诉讼经济、保障迅速审判、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殊保护的需要,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常见。但当前我国分案处理的具体程序和规则并不完善,导致实践中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随意、无法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通过明确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的适用条件、统一分案的具体标准、赋予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以及明确前案裁判效力,以规范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

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组织网络吸毒行为认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规范,既往规范的历史沿革为审视条款的出台背景提供了参考依据,《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应运而生为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类型化认定奠定了规范基础。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认定存在实践案例判法不一、组织行为界定不清、罪数关系认定不明等问题。在类型化认定的逻辑导向下,诱导型组织网络吸毒行为构成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容留型组织网络吸毒行为在满足“场所”的私密性与可控性特征的情况下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以目的行为构成犯罪或可归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为前提。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罪数判定应当综合考量毒品犯罪与网络犯罪,并以“行为个数”和“牵连关系”为判断要点,在对比轻重罪的基础上合理适用处断规则。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有组织犯罪侦查经营风险研究

侦查经营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常见侦查策略和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厘清组织脉络、查清犯罪事实,但与此同时,有组织犯罪的复杂性和侦查过程的经营性使得侦查机关面临较大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基于风险因素识别,构建有组织犯罪侦查经营风险系统动力学模型,以“6·10”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为例,借助Vensim PLE软件进行仿真分析。由仿真结果可知:侦查决策失误、公职人员渎职违纪和网络舆情是有组织犯罪侦查经营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侦查机关要加强风险动态评估、规范侦查经营实施全过程、强化网络舆情管控能力,进而实现有组织犯罪侦查经营风险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惩治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困境与路径完善——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为视角

当前我国文物犯罪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团伙具备了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出现了有组织化犯罪的趋势,应当纳入有组织犯罪进行惩治。但是,当前对惩治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不明,存在入罪和量刑标准不明确不均衡、案件管辖规定不完善、对保护伞的惩治力度不大、对追究民事责任不重视等问题。因此,应当构建惩治有组织文物犯罪的路径,明确严厉惩治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和基本原则,完善对文物有组织犯罪的刑法规制、审判程序,建立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的联合办案机制,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职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