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律文书语料库的数词“二”与“两”用法差异分析

“二”和“两”的用法差异研究一直被学者关注,但以往大多是基于定性的研究,而针对特定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二”和“两”在两个语料库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法律语言须准确详细描述事实,多使用数词“二”,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精准性;法律文书中注重细节描写,常用“数词+量词”这种搭配,且“二”和“两”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在选择量词时有固定倾向,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二”和“两”在选择量词时相对自由,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稳定性;此外,法律语料库中更倾向于使用省略量词的说法,映射出法律语言的简洁性。

二程语录中的“得”

在穷尽性地考察了二程语录中“得”的用例的基础上,通过对“得”的全面研究,展现了“V+得”、“V+得+补”及“V+得+宾”句式中“得”的性质及其“得”后补语及宾语复杂多样的形式,反映了北宋时期“得”的语法意义和特点。

少数蟹摄二等字今读“麻沙”韵探因

少数中古蟹摄二等字,其今读不符合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其原因有:古与同义词混读,今读其同义词之音;古形成同义异读,今读其某一异读之音;古有读书音、说话音之别,今从其说话音,等。

萧统《令旨解二谛义》中的选择问句

汉语中的选择问句到中古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令旨解二谛义(并答问)》中的选择问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种演变。口语化程度并非很高的文献、中土人土的佛学撰述,对汉语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

湘语新化话中“一二三”的形容词用法

"一二三"在湘语新化话中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它在句法功能上相当于形容词,可以做状语、定语和谓语,语义上意为"容易""快",表示相对A来说,B做起来容易、费时短。文章还从认知和语言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一二三"的词义演变规律,认为形容词用法的"一二三"来源于"提示……准备"义的"一二三"。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三言二拍”中僧尼形象分析

僧尼形象是"三言二拍"众多人物形象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僧尼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正僧尼、邪僧尼和高僧。这些僧尼形象体现了晚明的社会思潮、因果观念和女性观念的多层意义。

从“写‘二’说‘两’”到“写‘两’”

基于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写‘二’说‘两’”的判断,重点结合“二”和“两”的读音、字形、语义和语用特点,分析两者的使用状况。从读音、字形的角度来说,“两”的响度大于“二”,有助于交际主体之间实现信息的传达;阿拉伯数字“2”在书写上更为便捷,“二”和“两”均不占优势。从语义角度来说,“二”与“两”的概念义与色彩义有别,在古代汉语中,“二”多用于指称平行二物,“两”用于指称“车之两轭”;在现代汉语中,“二”侧重于数字的本身,“两”更侧重于衍生泛指,同时“两”的褒义色彩又强于“二”。从语用角度来说,在与三类数词、量词的搭配时,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两”的使用频率都要高于“二”。总体来看,呈现出既说“两”又写“两”的使用趋势。

曾侯乙衣箱“甲寅二日”试解——兼谈曾侯乙墓的年代

本文将曾侯乙E66衣箱上过去释作"甲寅三日"的文字改释作"甲寅二日",并对其内涵提出了新的解释.此外对曾侯乙的卒年提出了新的意见,认为公元前433年其尚在人世,曾侯乙当卒于此年之后的数年.

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与老官山《六十病方》“沸”字考辨——兼论古代一种特殊煎药法

分析马王堆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氵费]"字存在变异乱象。认为其原因主要是书(抄)写者图省力,避繁趋简,久之,渐渐成为被当时医药行业内部默认的异写字,一些又因反复传抄而形成讹别字。发现周家台秦简、武威医简及新近出土的成都老官山医简《六十病方》中"[氵费]"字的变异情况与《五十二病方》如出一辙。而老官山《六十病方》又多一种"×沸×釀"的煎煮法。"[氵费]"字的错乱给简帛医方煎煮法的阅读与理解造成障碍。简帛医书中的"×沸煮""煮(煎)×沸""×沸×釀"的药物煎煮法,是一种"煮沸--(冷却)止沸--再煮沸(或同时杂和它药再煮沸)--再(冷却)止沸……"的多次反复煎煮法,多用于膏剂、傅(敷)剂及药物较多的医方,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读马王堆帛书医方札记四则

通过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房内记》医方中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以下论点:“以汁【□】之”的缺文不能补作“■(歠)”或“■(飲)”,而应补作“洒”或“沃”“■(洗)”等字;“枣种”不是指大枣,而是指大枣的种子,即枣仁;“澡石”不是一味药,而是处理药石的一种方法;桑枝不是桑枝汁,二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运用各有不同。

从古代习俗看词义训释

本文试以涉及婚姻、生育二例,谈谈古代习俗对于词语训释的价值。一是不熟悉习俗导致训释不得要领,《触龙说赵太后》“必勿使反”的“反”特指休弃,“持其踵”是亲迎之际赵太后给女儿穿屦的动作;二是根据习俗纠正注释错误,《勾践灭吴》“生三人、生二人”不能释为“一胎生三个婴儿、一胎生两个婴儿”。

论韵书残卷P3798和相关韵书

从注释体例、反切用字、小韵下的韵字数目以及释义的特点诸方面来比较与P3798具有相同内容的S2055、王二、王三和P2018,发现:(1)P3798不是陆法言原本;(2)王二是S2055和王三的综合本。

西南官话“二X”结构的将来时间指称功能

文章讨论西南官话三种“二X”结构的将来时间指称功能:“二天”“二回”和“二盘”分别表示远将来、中/远将来和中将来。三者的结构和功能存在差别,后两个还可表序数义。这种“二X”结构的将来时间指称功能颇具特色,反映了数量、事件与时间范畴之间有密切的关联。

简帛医书与区种法

将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与区种法类似的内容进行比较,指出《五十二病方》中“区”就是“坎”,肯定了“复”字解释,认为《武威汉代医简》中的“石”是容量单位而不是重量单位,并以《武威汉代医简》中的坎熏法为例,认为其疗法与区种法有相同之处;分析了《灵枢·经筋》中相关治疗方法,对其他传世文献有关内容进行了解析。

试析中古梗开二牙喉音在北京话中的介音问题

根据中古开口二等牙喉音在近代韵书中的表现,梗摄字和其它韵摄相比演变速度比较慢,只有影、疑母字演变速度较快。结合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和明清时期移民情况,文章认为中古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不读齐齿呼而仍读开口呼,是受到明代从南京(京师)迁到北京的移民的南京话(江淮官话)影响,江淮官话挟京师之音的政治强势作为北京人传习的新文读进驻北京音成为主流读音。

《音韵日月灯》的入作去声现象——兼与“入声归去”、“入近去声”、“入似二声”论商榷

从《音韵日月灯》的入声读为去声现象看,"入作去声"并非自然音变,而是对读书音处理方式的指称,意即"入声在读书音中读作去声"。自然音变应称为"入声归去"。清代后期之前,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具有浓厚的读书音色彩;共同语、读书音入声演变与方言所循路径不同。清代后期之前,近代汉语入声字的演变轨迹是,北方各方言有清入主要变平、上、去三种类型,共同语则保留入声调类,部分变读舒声者主要变读为去声。

《切韵》系韵书韵目流变研究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现存韵目有三种格式,《切韵》的韵目格式应为:韵序——反切(无"反"字)——大韵——小注。《切韵》中绝大多数韵书依照陆书的韵序,《王一》、《王三》、蒋斧《唐韵》、P2014(3)、P2016等韵目韵序的改变是因为加韵。《王二》大量改动韵目,既有大韵代表字的改变,亦有韵序的大调整。这可能是因为《王二》非常注意韵序的排列,注意反映时音;另外《王二》编者口音也有些不同于《切韵》的地方。《王二》韵序对后世李舟《切韵》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广韵》韵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