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江南诗文化圈及诗学景观——以浙东与浙西联唱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经安史之乱,京城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绝对地位被打破,文学空间开始南移。或仕宦或避难的文人们在江南的聚集与组合,促成了文学能量的转移,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呈现出了自具特色的诗学景观。在这个诗学场域里,雅集与联句、江南本土文士与诗僧、江南书写是最突出的文学现象。雅集形成的渔隐意象高度概括了时人对江南的诗性审视方式,是江南地域文学传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清逐渐形成的江南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

韦应物“宦江诗”中的吏隐心态探析

韦应物是中唐吏隐诗人的典型代表,随着反复出仕、归隐,其吏隐思想在不断发展变化。任职江州刺史期间,受江州独特山水自然与历史文化的影响,韦应物逐步践行以吏为隐的仕宦生活,以实现自我劳形仕宦与心灵痛苦的解脱。他将吏所与隐所相结合,以一种自然从容的处世态度调适心灵,于山水间实现了人生的解悟与超脱。“宦江诗”中,其仕隐心态的调整、为官状态的修正与人生态度的变化,展示了韦应物在江州吏隐心态的演变过程。

论鲍照与道教——以鲍照涉道诗歌为中心

鲍照现存作品中有一类迥异于其主体风格的“异格”之作,即表现隐逸、游仙情怀,流露出道教思想倾向的涉道诗文,这类作品在既往研究中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从这些诗歌的词句及内容看,鲍照对道教典故及相关语汇十分熟悉,并在诗歌中着意塑造崇道、好仙、“慕隐”的形象。鲍照涉道诗文实与刘宋文学“在上者之提倡”的特质以及鲍照“侍从文人”的身份密不可分,刘宋上层阶级的文学、宗教活动影响了鲍照的创作,鲍照或也有意于诗中进行“政治性”表演。滨海地域的天师道传播也影响到鲍照涉道诗文的创作。

论陆游晚年的“渔隐”诗

陆游晚年创作的诗歌占其存世诗歌的三分之二,其中“渔隐”诗多达100余首。这些“渔隐”诗按照内容可分为渔歌菱唱和渔翁垂钓两大类型。陆游的“渔隐”诗在艺术上对偶工整,诗句更加精炼;用典巧妙,诗歌内涵丰富;风格平淡质朴、含蓄隽永、清新雅致。究其原因,陆游“渔隐”诗受到了其家世、时代和自身经历、“渔隐”诗词传统、儒道思想等的影响。与同时代诗人范成大的“渔隐”诗相比较,陆游“渔隐”诗更显出他在仕隐之间的挣扎与矛盾。

揭开真面:论苏轼庐山诗的文化内涵

庐山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苏轼庐山诗也成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面目的组成部分。庐山之所以具有不同面目,主要原因还是人的介入。苏轼诗中的庐山首先是具有山水的本来面目,其次是引发禅理思辨的名山,最后是追慕隐逸之风的名胜。苏轼的庐山诗既得庐山之助又反哺庐山,丰富了庐山的文化内涵。

佛学、神仙与隐逸:六朝时期的庐山诗

东晋以来,庐山逐渐成为文化昌盛之地。六朝庐山诗至今保存有20余首,这些诗歌的主题是佛学、神仙、隐逸三方面。慧远等人的庐山诗阐发了佛理的感悟,已有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写;湛方生、鲍照等人的庐山诗有着神仙色彩,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陶渊明的诗歌展现了隐者的愉悦。六朝时期庐山主要是遁世诗风,又受到玄学影响。诗人们也刻意营造庐山与世独立的品格。

论韩愈诗歌中的鱼意象与钓鱼诗的文化内涵

韩愈诗歌中的鱼与钓鱼意象具有三方面的文化内涵,即以鱼喻志、写意排闷、表达对弱者悲剧命运的同情。这与韩愈独特的审美取向及心态有关,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韩愈以文化为诗的观念。

略论范成大诗歌中的道家思想

宋代的文人普遍存在着儒释道三家统一的思想,范石湖有独特的儒道情结,伴随他一生的是与儒家思想相平行的释道出世思想,出世与入世,总是相互矛盾而又伴他一生的,并且体现于他一生的诗歌创作生涯之中,他在创作上表现出了超脱世俗万物,追求一种豁达人生,又因为道法自然,他的诗歌又表现出自然无为等内容。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宋代隐逸词生命意识探微

生命意识是生命本体的外在化和客体化表现,是文艺活动中特有的情感交流现象,其作为人所共有的特殊心理情绪,具有高度的审美意义。具体到宋代隐逸词,其生命意识由自由之心、闲适之情、空灵之境构成。文章通过细读文本、考察文化,对宋代隐逸词三个层面的生命意识进行更为深入的审美观照,从词作的深层意蕴中,探究宋代词人对生命存在的体验与感悟。

唐宋词中建筑的特色及其作用

解读唐宋词中的建筑意象,是一把双刃剑。由空间对象与时间艺术的矛盾关系,既可通过中国古代建筑理念在纯美词体中的深度呈现,认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具有的身心象征意义,也可通过建筑在词中传情等作用,印证唐宋词艺术独特的感发力度,品味词体要眇宜修、曲径通幽的审美特征及艺术精神。

仙游与隐逸的契合——也论魏晋游仙诗中的隐逸思想

在诗文中表现隐逸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主题,也是文人们始终不渝的审美趋向。而游仙诗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在其中也体现了隐逸思想。魏晋游仙诗中的隐逸思想,主要体现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所描写的仙境场所、仙人形象三个方面,此亦使得仙游与隐逸达到了契合。

论欧阳修思隐诗中的归隐构想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后也真正退隐。实际上,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发现,在这之前,他归隐的愿望早已萌发,并为此作了充足的准备,展开了许多构想。他期待着在完成他的政治理想之后,在他一生中最爱的颍州(今安徽阜阳)与知己和文章为伴,开始自由、平静而充实的隐居生活。

宋玉《钓赋》与《庄子·说剑》和《荀子·强国》

宋玉《钓赋》是其作品中讽谏意识最为强烈、逻辑推理最为突出、政治思想倾向最为鲜明的优秀作品。在创作中,宋玉借鉴了《庄子.说剑》的艺术创作手法,吸纳了《荀子.强国》的治国理论,从而使他的《钓赋》增添了艺术的魅力和思想的睿智。同时,也说明了宋玉的治国思想倾向应出于战国末期荀子构建的新儒家思想。

论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县居是姚合重要的政治生存和文学创作的空间,姚合在从政早期先后任武功、万年等地的县吏,创作了大量县居诗。我们通过对其县居诗的分析探讨,可以看到姚合在县吏阶段面对仕途和隐逸的内心矛盾,从而产生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上的仕隐冲突。这种心灵冲突的生成不仅与吴兴姚氏家族、个体本性、时代精神有关,也与其内在的儒道矛盾有密切关系。

诗化的诗论:冰心《繁星》、《春水》的诗学解读

冰心小诗《繁星》《春水》把对创作的刹那感兴升华为一种诗化的诗论。"写不出来的是绝对的美",只有融入自然,在自然中"钓诗",用"真"驾驭语言文字,自然而然地表达情感,才可能接近美。冰心认为,每一个创作主体应该用爱与同情"安慰雨声里痛苦的征人",建构广博的人类情怀。虽然冰心诗化的诗论可能没有纯理论的深刻,但它独有的女性情愫,使读者体味细腻和亲近,在感性中获得诗的真谛。

明代侍妾涉夫诗文观照(二):正室欺压·与夫谐隐·绝命悼亡

明代侍妾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涉夫诗文,其中部分作品反映了受欺正室的悲伤、与夫谐隐的希冀和绝命悼亡的悲叹。正室的欺压使她们无以反抗,有口难言;与夫谐隐是在丈夫仕途偃蹇或是随宦偏远之地时内心的外显;绝命诗是在受到正室欺压陷入绝望而采取极端行为的记录,悼亡诗则是作为未亡人而创作的追悼亡夫的悲苦之作。这些作品皆源自明代侍妾的亲身经历,字字发自肺腑,首首感人至深,为今人解读明代夫妾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文本。

境取幽深 情况高哲——萧云从诗画的美学取向

萧云从身为明末遗民,诗学、画学兼擅,一生创作了许多代表性的诗文和绘画,并以"境取幽深,情况高哲"的独特的美学境界,被后世瞩目。萧云从的诗往往因充满故实而多显晦涩,实情却饱含了他对乱世的愤激与批判;他的画也同样表露出一个文人伤时感事的哀怨之容,以致他决意分裂凡俗,遁迹世外,在宽容无尽的大自然里讨生活,或优游山林,或观照云壑,沉醉于隐逸的情境里。

苏颋诗歌内在情愫与退隐思想探析

本文着眼于苏颋的诗歌创作,从挚烈的爱情、浓厚的乡愁、退隐的思想、怅惘的内心及报国的情怀五个方面探析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肯定处于初盛唐之交的苏颋是把丰富的思想感情与多彩的社会风貌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大家之一。

矫情——元散曲隐逸主题的畸变

对功名仕途的鄙弃,对隐居生活的讴歌,在元散曲中比比皆是。不过,散曲家们口口声声说要"离世"、"弃世"而实际是"口离心不离"。许多人身居尘世,享受着尘世的物质,眷恋着尘世的好处,却要口口声声讲"归隐"。这是他们转移失意心理、消解功名情结的一个最好方法。这与全真教的广泛宣传、大力鼓吹有必然的联系,也是市民意识日益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