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巷陌,凝聚时空——人本视域中的上海方志馆概念设计回顾

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方志馆设计理念已经渐渐被代替,人本理念的应用成为当代方志馆设计的必然要求。平衡建筑理论强调知行合一,以人为本,并总结出特定为人、环境融合、获得感动等设计原则。文章通过对过往方案的回顾,总结人本视角下城市公共场馆设计的诸多问题,以进一步理解平衡建筑理论和人本设计理念。

王叔和里籍再辨——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西晋著名医学家王叔和,正史无传,据北齐·高湛《养生论》及唐·甘伯宗《名医传》所载,知其生活于魏晋时期,籍贯高平,而古高平现在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虽已有众多学者进行考证,但仍有山东高平、山西高平之争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地方志中关于王叔和籍贯与生平的相关文献资料,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王叔和籍贯并非山西高平,而是山东高平,曾侨寓并葬于湖北襄阳,并将王叔和之地望确定为今山东微山县。

光绪《丹噶尔厅志》蒙藏词语札记

光绪《丹噶尔厅志》卷八记载有湟源县山水村庄地名33则,或出自蒙古语,或出自藏语,其中有部分蒙藏混用的形式较为罕见。编纂者以读音推测语义,这些词的原始形式虽然大致可据以寻出,但对应的当今地名仍有个别尚有待考证。

汉晋上计制度与辞赋地理书写——兼论辞赋与地志的关系

上计制度是汉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官吏考核制度,其上计文书、舆图及上计会问等要素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这成为汉晋地学的主要构成要素并影响了汉晋辞赋的地理书写。首先是有上计吏参加的上京朝会成为汉晋辞赋的表现内容;其次是上计掾吏及相关职事的经历和博才多识特征对汉晋辞赋地理书写发挥了积极作用;再者是“计偕物”规定、计簿物产记录对汉晋辞赋题材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上计不断制度化产生的地理知识,还为地志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也促成了地志文本的形成。因而,上计制度促使汉晋辞赋与地志在艺术表现、文献征引、写作意图、题材倾向与文化功能等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可见,辞赋与地志两者之间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前人说“赋代志乘”,将辞赋与地志的双向互动关系简单说成单向影响关系,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处地名讹误辨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的个别地名有讹误,有误甲为乙、张冠李戴者,有名实不副者。利用《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八闽通志》《雷州府志》等地理总志与地方志中记载的相关地名和地理方位,辨析、校正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地名讹误四则。

明清徽州地方家族的统宗会谱及其意义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乾隆,徽州府婺源县田源与菊径两支何氏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统宗会谱活动。其间不同时代统宗会谱参与者的人生境遇,家族发展的社会境况,天启至乾隆的《婺源县志》注籍之争,以及乾隆时代的谱禁,共同交织构成了两支何氏统宗会谱活动的历史图景。从统宗会谱参与者的个体生命史出发,结合家族发展、地方社会和国家历史的具体情境,揭示统宗会谱的方法、过程与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徽州地方家族统宗会谱的内在动力与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