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给VP”结构的及物性分析

现代汉语"给VP"结构的一系列句法、语义和语用限制应归结于信息结构的要求。本文采用功能类型学中的"及物性"理论讨论"给VP"的句法、篇章允准机制,揭示"给VP"结构依赖于特定句式和特定VP类型的原因。"给VP"在句法配置上呈现双论元结构,受事表现出"完全受影响"的倾向;主要动词VP要求完成体,具有"动作—结果"义;在语气方面排斥否定性的句法环境等。上述特征均满足"高及物性"句式的判断条件。将"给VP"结构认定为高及物性句式,还可以解释该结构在句式上的限制条件。最后,"给VP"在语篇中大部分用于编码前景信息。"给VP"结构的语义特点和语篇分布情况都表明"给VP"结构是一个高及物性句式。

虚词“给”的同一性及其分布状况

虚词"给"具有多功能性,以往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功能复杂、形式单一的虚词"给"作有效分类,使得有关虚词"给"的研究总是很难推向深入。我们从句法和语义两个角度,对虚词"给"进行分类,并探讨这些不同类的虚词"给"在现当代书面语料中的分布状况,从而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类型学视野下西北汉语方言“给”字句研究

"给"字句在西北汉语方言随处可见。"给"前的动词范围广泛,很多动词后都可以带上"给",如"走给、坐给、发展给"等等。西北汉语方言位于句末、用法复杂、使用功能较发达的"给"与蒙古语族如东乡语的引语标记"i"和祈使式附加成分"i"相匹配。这是在阿尔泰语言影响和渗透下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异质要素,是一种具有语法功能的形态标记。

北京话“给”字句扩展为被动句的语义动因

汉语诸多方言中给予动词是通过语法化而获得相当于普通话“被”字的被动介词功能的。北京话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以往的研究认为给予动词的被动介词功能是由该动词在容许使动句中所充任的<被使动者(causee)>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这种观点,对于给予动词既能作被动介词又能作被使动者标记的粤语等方言来讲,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对于像北京话这类给予动词并没有获得被使动者标识功能的方言来说,便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认为除了使动义和被动义之外,受益义和被动义之间也有可能形成一道语义连锁。本文将对这种语义连锁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北京话中给予动词“给”字的被动介词功能不是由<被使动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而是由<受益者>标识功能扩展而来。

授与动词“给”产生与发展简论

关于授与动词“给”的产生问题,历来说法歧出。最有影响的说法是产生于清代,也有不少人倾向于元代。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它萌芽于先秦,成长于汉魏六朝,成熟于隋唐。

韩国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表示引进动作对象或发出者的介词"给",是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使用偏误率较高的介词之一。本文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库为语料来源,对韩国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进行分类诊断,并从汉韩对比及汉语本体的角度探求了偏误原因,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对策。

《醒世姻缘传》的“给”与“己”

《醒世姻缘传》是汉语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现代意义的“给”的文献,对考察“给”的发展有较高的语料价值;与“给”相关的授予词“己”仅出现于6-58回中,原因不明;出现了表示“使役”的用法,而没有出现表示“被动”的用法,由此进一步证明了蒋绍愚先生的观点:“给”由表“给予”发展到表“被动”,中间经过了表“使役”的环节。

关于处置、被动同形标记“给”和“把”的相关问题

北方话中出现了"给"兼表处置、被动的现象。以江淮官话、湘语、赣语为主的南方话中出现了"把"兼表处置、被动的现象。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及调查唐宋以后的文献,探究这种同形异义结构的历史层次和形成原因,得出结论:动词"给"在清代演变为使役标记再演变为被动标记,由受益标记再演变为处置标记。"把"表处置和共同语中"把"表处置是同源的,而"把"表被动来源于宋元至明代出现的新的"给予"义动词"把"。"把"作为"给予"义动词在方言中普遍使用之后,先演变为使役标记,然后发展为被动标记。

“S+给+NP_1+V+NP_2”用成双宾语句的偏误原因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探究"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给"字句偏误率最高的偏误类型:因缺少谓语动词而误用成双宾语句的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偏误产生的原因是留学生对目的语规则掌握不足,最后对"给"字句的教学提出参考建议。

VP前的“给”及其方言类型比较

VP前有两种不同的"给"。本文讨论了这两种"给"的不同性质和来源,考察了其历时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方言材料的类型比较来加以证明。

西北话“给”字句形成的语法机制与类型意义

西北话"给"字句的特征是,"给"的同形复现、无双宾句及指人单宾句稀缺。这两方面都可以归结在参数上:焦点的线性设置及动词"给"的二价性。文章同时从"普-方-古"出发,系统地初步考察了同形复现这一综合句法现象的普遍性及其反映的汉语句法各层面间的相反相成的互补经济关系。

基于语料库的“给”字的历时演变研究

通过对语料库中先秦至民国时期的语料进行调查分析,尝试考察"给"的历时演变过程。研究结果显示,"给"字的使用率从先秦至魏晋缓慢爬升,从魏晋至南北朝大幅度上升,在隋唐五代有一个下降过程,宋金元开始回温,从明代开始又一次大量增加,至民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词性的发展轨迹上,从先秦至民国,"给"的虚词用法使用率越来越高,而动词用法的使用率从宋辽金开始因虚词用法的兴起开始缩减。清代与民国时期,"给"字的动词用法的使用率为各个时期最低,且趋于稳定。从宋辽金时期开始,"给"字的虚词用法开始出现,词性出现了实际性变化。元明清时期"给"的虚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文献已可见"给"的介词用法。清朝与民国时期发展了很多"给"字句式,"给"字的虚化越来越成熟。句式发展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给"字句式越来越复杂,一些句式从有至无,从无至有,从主流变为非主流,非主流变为主流,充分体现了新旧更替的发展过程。

南阳方言的“给”字句

在南阳方言中,"给"单用时读为[kei33],与其他成分共现时读为[k13]。总体看来,"给"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介词"给"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起到不同的标引、标记功能。"给"的多功能性导致部分"给"字句在缺乏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出现歧义。功能不同的"给"在语句中大量共现,使得南阳话的"给"字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极具代表性的是以"给我"为标记的命令句和以"给你"为标记的"强处置式"。后者在功能上与一般处置式和复标处置式类聚成群,共同承担起南阳话中处置义的多样化表达。

现代汉语口语中的焦点标记“给”

对于“给”字的性质,学术界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文章认为它在句法和语义上没有什么实际的存在价值,它的作用只体现在语用方面,是一种焦点标记。文章主要阐释了两点:一是解释“给”为什么是焦点标记,二是论证与其它标记手段相比,“给”

《论语》札记二则

本文在考察故训旧注的基础上,对《论语》“御人以口给”的“给”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敏”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给”有“捷”义,不训为“足”、“供给”或“辩”;“敏”应解作“勉”,不训为敏疾之“疾”。

重论“我唱给你听”

论文针对部分学者把"我唱给你听"看作使役句的观点,指出此观点的立论基于两点:一是汉语中没有"Vd+N3+给+N2"句式;二是"给"在"Vd+N3+给+N2+V2"句式中作使役动词"让(叫)"用。本文结合清代官话语料及相关方言事实,对上述两点进行质疑,提出"我唱给你听"是模拟给予句加挂动词,仍属复杂给予句,其中"给"是标记接受者的弱化动词,不是使役动词。

汉语母语者和高水平二语者“给”字句句法启动效应实验研究

本研究运用同盟者脚本技术,考察汉语母语者和高水平二语者在三价给予类动词构成的三种“给”字句产出中的句法启动效应。研究发现,母语者在三种句式产出上均出现了显著的句法启动效应,但高水平二语者仅在产出含“把”的“给”字句时呈现与汉语母语者相同的显著句法启动效应;在其他句式产出上则无启动效应,且与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与汉语母语者不同,二语者的心理词典中并未形成稳定的“给”字句句法结构表征体系。

《四元玉鉴》中的授予动词“给”

成书于元代初年(1303)的数学名著《四元玉鉴》中有四例表授予义的动词“给”,这一发现提前了授予动词“给”的始见年代。

谷城方言“给”的语法化及其演变机制——兼论“给_(语助)+给_动/给_介+X+给_(语助)”句式

谷城方言"给"有语助词这一与普通话不一致的词性,并存在祈使句"给语助+给动/给介+X+给语助"这一特殊句式。梳理谷城方言"给"的语法化过程及其演变机制,揭示语助词"给"产生的动因,并运用"叠加"、语义特征及焦点结构理论对"给语助+给动/给介+X+给语助"句式进行解释。

VP前“给”的语义功能

vp前的"给"是一个北方话中使用频率高、语义功能丰富的词语。文章在考察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将其语义归纳为十个大类及若干小类,并对不同语义功能做出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