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关元-三阴交对DOR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卵巢血流灌注的影响

目的探究针刺关元-三阴交对卵巢储备功能下降(DOR)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卵巢血流灌注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DOR患者80例进行研究。将80例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基础治疗。观察组:基础治疗+针刺关元-三阴交。观察卵巢储备功能、卵巢血流灌注及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治疗前后的AFC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疗前,两组FSH、FSH/LH、AMH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的FSH、FSH/LH均降低,AMH增加,P<0.05,且观察组FSH(9.32±2.15)U/L、FSH/LH(1.81±0.21)低于对照组(10.77±2.22)U/L、(1.98±0.23),AMH(1.75±0.50)ng/mL高于对照组(1.51±0.54)ng/mL,差异显著,P<0.05。两组治疗前后的卵巢直径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疗前,两组DOR患者PI、RI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PI、RI均降低,观察组PI(0.80±0.11)、RI(0.53±0.10)低于对照组(0.86±0.14)、(0.58±0.12),差异显著,P<0.05。两组均无血肿、感染、疼痛、晕针、滞针等不良反应。结论针刺关元-三阴交能够显著改善DOR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卵巢血流灌注,且安全性高。

针刺“管氏益脑十六穴”对痰瘀阻络证痉挛型脑瘫患儿脑血管动力学的影响

目的观察并分析针刺管氏益脑十六穴对痰瘀阻络证痉挛型脑瘫患儿脑血管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选取痰瘀阻络证痉挛型脑瘫患儿80例,选取的患儿年龄区间在9个月—5周岁之间,课题选用随机方法将80例患儿分为2组,对照组为单纯康复训练组,观察组为针刺管氏益脑十六穴组,每组的患儿数量为40例,在课题研究治疗开始前及1个治疗疗程结束后分别对比2组患儿脑血管血液流速指标水平,评价指标包括大脑前动脉(ACA)、大脑中动脉(MCA)、椎动脉(VA)、基底动脉(BA)。结果治疗前,2组患者大脑前动脉(ACA)、大脑中动脉(MCA)、椎动脉(VA)、基底动脉(B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组患者大脑前动脉(ACA)、大脑中动脉(MCA)、椎动脉(VA)、基底动脉(BA)收缩期峰值流速(Vsmax)和平均血流速度(Vdmin)均明显增加,且观察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管氏益脑十六穴针刺治疗痰瘀阻络证痉挛型脑瘫能有效促进脑血管血液流速,改善脑组织供血情况,引起一系列脑组织能量代谢改变。

《诗经·豳风·东山》虫名考释

《诗经·豳风·东山》中的虫名解释存在不同的观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昆虫学知识,本文提出了新解释。“蜎蜎者蠋”中的“蠋”应为“人工放养的家蚕”,“伊威在室”中的“伊威”属于鼠妇,如光滑鼠妇、多霜腊鼠妇以及卷甲虫科的普通卷甲虫,而“熠耀宵行”中的“宵行”属于萤火虫。“鹳鸣于垤”,应为“鹤鸣于垤”,其中的“垤”应为白蚁冢。

关东草原文化(前郭尔罗斯)形态、特征研究

关东文化区属于中国地理文化区中北方狩猎—游牧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部农耕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的交错地带。关东草原文化(前郭尔罗斯)是关东文化的典型代表,呈现的是以草原文化为底蕴,多个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由采集文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碰撞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和合文化。关东草原文化(前郭尔罗斯)具有地理区位独特、形成过程独特、多民族融合、文化形态独特四大典型特征。

关学精神与关中书院——兼论关中书院的文化意蕴

自北宋张载创立关学之后,八百年间,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学派如何争论,关学总蕴涵着崇使命、重创新、尊礼教、求致用、贵节操、善博取的基本精神。在关学精神传承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关中书院是关学复兴的文化成果,传承关学精神的学术高地,承载书院文化的学府典范,荟聚三秦知识精英的人才宝库和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珍贵文物。关中书院在三百年的办学历程中为传承关学智慧和精神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特别是陕西思想史、关学史、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一贯煎对M1型骨髓巨噬细胞治疗肝硬化大鼠模型效果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目的观察一贯煎对M1型骨髓巨噬细胞(M1-BMDM)治疗2-AAF/CCl4诱导的大鼠肝硬化作用的影响与机制。方法分离BMDM,脂多糖诱导分化为M1-BMDM。雄性Wistar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5)和造模组(n=45)。造模组大鼠予以50%CCl4每周2次皮下注射。第7周开始,将造模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M组)、一贯煎组(YGJD组)、M1-BMDM组、M1-BMDM+YGJD组、索拉非尼组(SORA组),改用30%CCl4皮下注射以维持肝硬化进展,同时以2-AAF灌胃,且饮水中加入CCR2抑制剂,分组干预,9周末取材。观察血清肝功能、肝组织病理、肝组织羟脯氨酸(Hyp)含量、肝星状细胞活化、肝纤维化及炎症相关因子、Wnt信号通路相关分子表达水平等。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与M组比较,M1-BMDM+YGJD组大鼠血清ALT、AST、TBil水平均明显降低(P值均<0.05),Alb含量显著增加(P<0.05);与M1-BMDM组比较,M1-BMDM+YGJD组血清TBil含量显著降低(P<0.05)、Alb含量显著升高(P<0.05)。与M1-BMDM组比较,M1-BMDM+YGJD组CD68、TNF-α表达显著降低(P<0.05)。与M1-BMDM组比较,M1-BMDM+YGJD组Hyp含量及天狼星红胶原阳性染色面积均显著降低(P值均<0.05)。M1-BMDM+YGJD组非经典Wnt信号通路分子Wnt5a mRNA和蛋白表达均显著低于M1-BMDM组(P值均<0.05),Fzd2 mRNA表达水平显著低于M1-BMDM组(P<0.05),且Wnt4、Wnt5b和Fzd3 mRNA表达水平亦显著降低(P值均<0.05),而经典Wnt信号通路分子β-catenin、LRP5、LRP6、Fzd5和TCF mRNA表达水平均无明显改变。结论一贯煎可提高M1-BMDM对2-AAF/CCl4诱导的大鼠肝硬化的治疗效应,其机制可能与抑制非经典Wnt5a/Fzd2信号通路有关,为中医药协同M1-BMDM治疗肝硬化提供了新思路。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论吴简中的“关主记”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赋税缴纳的简。通过对“关主记”简尾的“省”字的探讨及将其与“关邸阁”作对比,发现二者的文书格式相类,“关”字语境相似,认为此处“关主记”之“关”义为“经过、通过”,并推测“主记”一职在吴简中也有一层监督职责。通过对“关+职官(+人名)”这类监督者角色的探讨,以窥探三国东吴时期的赋税交付制度。

碑刻材料所见蒙元时期盐场司官吏设置

蒙元时期高度重视盐场管理,成宗元贞元年(1295)开始场司改革,大盐场由正九品管勾司升为从七品司令司。《元史·百官志》《元典章》对场司改革前后盐场职官设置有相关记载,但存在错漏,正史对场司吏员几乎没有记载。随着这一时期碑刻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很多涉及盐场职官的材料证实始于成宗时期的场司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司令司职官设置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也存在差异。同时,碑刻新材料还复原了盐场吏员的设置和管理体系。

关国华辨治岭南地区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经验

总结关国华教授辨治岭南地区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CSC)的临证思路。关国华教授根据“黄斑属脾”理论,同时结合岭南地区的地域、气候和人群体质特征,提出脾虚湿困是岭南地区CSC发病的根本病机,CSC中后期则逐渐累及肝肾,可致血瘀水停。治疗CSC发病之初,重在治脾,方药采用二陈汤为基础方加减以健脾利湿;中后期则强调肝脾肾同治,水血同治,方药以驻景丸合五苓散为基础方,补益肝肾,健脾活血利水。倡导治脾贯穿治疗全程,同时随证化裁、用药通权达变,以收显效。

试析《陈母教子》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陈母教子》是关汉卿杂剧作品中争议较大的一部,讲述了陈母训子攻书、三子前后皆考中状元的故事,塑造了陈母、陈良叟等一众人物形象。该剧以宣扬孔孟之道、推崇积极入世为主要内容,儒家思想尤其深厚,其中主要人物形象的言谈举止无不带有儒家思想的烙印,具体表现为对功名仕进的追求、对人伦礼教的弘扬以及崇德尚仁的倾向。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金代天文机构初探

女真人在征战辽宋的过程中逐步吸收天文星占之学,由此探索建立本朝的天文机构。历经多年发展,海陵王“正隆官制”确定的司天台制度标志着金代天文机构最终建成。金朝在借鉴唐、辽、宋相关制度与文化的基础上,历经司天监、太史局至司天台多种形式,最终经女真人改造形成介于“辽宋之间”的新制,从设置上也并非宋朝的二元体制。天文机构的建立是金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在维护其政权合法性、正统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代天文机构的发展过程,也揭示出金朝在面对中原制度文化时的态度与举措。

从词体声律角度看秦观词作风格

秦观填词受传统词风影响较大,在填词细节方面多有讲究。在择调方面,秦观偏爱唐五代时期词调以及北宋时流行词调,而这些词调大部分为传统婉约词人所喜用;在炼字造句方面,秦观频繁使用平声领字、平声叠词以及五字句、七字句,促成其平和之音;在选韵方面,秦观常用鱼语、尤有等声情缠绵哀婉的韵部,多用平韵而少仄韵等,都强化了秦观词“婉”的风格特点。秦观填词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以婉约词为正统的观念,其用调偏好、声情特点以及用韵习惯也符合其词作清幽冷寂、含蓄哀婉的风格。

“考工记”设计思想视域下宣窑成就及其成因探析

宣德官窑的突出成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传设计思想贯穿于造物过程而形成的最终物化成果。笔者总结宣德官窑的生产情况,通过《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设计思想,深入分析了宣德官窑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

中药封包外敷与穴位按压法对神经学相关尿潴留高危因素产妇膀胱功能恢复的研究

目的:探讨中药封包与穴位按摩对具有神经学相关尿潴留高危因素产妇产后膀胱排尿功能恢复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阴道分娩中具有神经学相关尿潴留高危因素的单胎初产妇100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0例。选取同期无任何产后尿潴留高危因素的50例正常单胎分娩初产妇作为正常组。各组产妇产后均实施常规处理,研究组采取中药封包与关元穴位按摩联合疗法。统计产妇产后自行排尿、诱导性排尿及尿潴留的发生率。对自行排尿者记录产后首次排尿的间隔时间、排尿总量、膀胱残余的尿量等。结果:各组产妇在产后排尿方式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主要表现为自行排尿与尿潴留发生率之间(均P<0.05),而诱导性排尿率之间差异不明显(P>0.05)。两两比较分析,对照组产后自行排尿和尿潴留的发生率与研究组及正常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研究组与正常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各组产妇在产后首次排尿的间隔时间、膀胱残余的尿量、平均的尿流率、排尿积分及排尿持续时间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均P<0.05)。而在产后首次排尿总量方面则无统计学差异(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表明,对照组在首次排尿的间隔时间、膀胱残余的尿量、平均的尿流率、排尿积分、排尿持续时间要分别差于研究组及正常组(均P<0.05),而研究组与正常组之间则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中药封包外敷与穴位按压的联合方案可有效促进具有神经学相关尿潴留高危因素产妇产后膀胱排尿功能的恢复,降低产妇产后尿潴留的发生率。

范冠杰以活血化瘀药串治疗肥胖经验

范冠杰教授基于“动-定序贯八法”理论,认为肥胖除气虚、痰湿之外,还同时存在血瘀的病理因素;治疗肥胖时配伍活血化瘀药物为顺应疾病发展之需要。临证时可运用活血化瘀之山楂药串,该药串以山楂为君,配伍丹参-红花药对及牡丹皮-赤芍药对。山楂药串气血并治,以祛瘀为核心,辅以养血、行气血、健脾胃,散收兼施,动静相宜,适用于血脉瘀阻之肥胖患者。

《管子·问》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学思想研究

[研究目的]《管子·问》是一篇古代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奇文,其中试图展开的调查大多是立足于国家安全而展开,堪称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学的专论,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提升历史认知和现实思考。[研究方法]对《管子·问》的主体内容进行条分缕析,从立足于准备军事斗争追求霸王之业,侧重于国内形势关注战时经济和人员储备情况,着眼于提高反情报意识防范外敌渗透三个方面,剖析解读其中包含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思想,同时结合“大争之世”的时代背景,提出关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调查方法和历史断想,指出其对于构建国家安全学科的重要意义。[研究结论]《管子·问》重视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也由此建立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古代工作范式,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构建及情报史研究而言,都具有特殊价值。其中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情报学建设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论述,突出强调了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有关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

“阴阳和谐”与“色进于礼”:《关雎》文本体系及其文明内涵

作为《诗》三百的首篇,《关雎》存在一个以“阴阳和谐”为核心元素的意群体系,具有儒家所倡导的人、事、物运转“至诚无息”“发而皆中节”、各安其位而阴阳协和的“致中和”意义。《关雎》具有极强的喻示性与象征性,反映出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三者联动的和谐秩序,描述了人将兼美兼善价值观念付诸实践后,人、事、物各自圆融而又互映共存、臻于完美的状态。诗中“君子”对“淑女”追求过程中“友之”“乐之”与儒家对事物“知之”“好之”“乐之”三境界的内在逻辑一致,《关雎》突出的音乐属性亦呼应并彰显“色进于礼”的文本意义。深入研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其思想理念,阐释其文明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公信仰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疆域的不断扩大,边疆和少数民族政权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关帝信仰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当地民间信仰、宗教信仰融合,成为各民族共同信仰的文化符号。关公信仰从关公故里、大义归天的当阳等地向各地传播,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其传播与统治者的倡导、军人的信奉、儒释道的推崇以及商人的捐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关公信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主要通过修建庙宇和祭祀活动、文学作品颂扬、戏剧演出渲染、工艺美术烘托、节日庆典强化等方式不断浸入各民族心灵深处。关公信仰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创作、丰富了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强化了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深化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统一价值观和信仰的形成、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客观上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