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北京香山历史水系的开发与利用

北京香山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地下水资源丰富,拥有众多泉眼。随着香山地区的营建,香山水系也得到开发与利用,至清代达到鼎盛,水系不仅因借山势在静宜园中形成了泉、池、溪、瀑等多种形式的水景,而且其利用远及静明园等“三山五园”,甚至通州。通过对历史文献、样式雷图档、测绘图进行研究,结合田野调查等方法,梳理香山水景的类型与分布,分析香山地形的高差变化与水景之间的关系,总结历史上对于香山水系的开发与利用,并提出传承保护香山水系的建议。

桐城中兴遗珠探微——敬义书院源流考述

桐城学派自东南一隅传衍全国,绵延二百余年,对清代文史、教育、政治均有推助之功。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期,张裕钊、吴汝纶相继执长莲池书院,京畿学风“因以大开”。桐城学术以书院讲学为传衍媒介,各地书院均因之繁荣,使河北成为晚清学术中心重阵。而敬义书院因非曾门直系执掌而渐趋式微,后世研究偶有涉猎。创院者方宗诚被誉为“桐城正脉”,宰枣十年,创建讲舍、书院、义仓、纂修《县志补正》、汇编《文章本原》,是桐城学功不可没的“中兴大将”。敬义书院作为清末基层书院标杆,也是先于莲池在河北践行桐城学经世之务的主要阵营之一。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认知对精一创业能力影响机理研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精一创业能力,保持细分行业竞争优势。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发精一创业能力测量量表,构建并检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认知对精一创业能力的影响模型,揭示不同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认知对精一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基于385份问卷调研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分析发现:(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配置认知、意愿认知和能力认知对精一创业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资源编排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认知与精一创业能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高层管理者学习导向正向调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认知与资源编排间关系。最后,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升精一创业能力提出实践建议。

真积力久则入--评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

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经增订后重刊,新增内容不少,新见迭出,势必将《经义考》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现从“体大思精,全方位剖析《经义考》”“平议学界成果,指示《经义考》研究的新路径”两点对该书价值加以管窥,以期引起学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对书中的不足稍加指陈。

作为群众观点的新闻文化——从文化动员理论出发

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需要更好地发挥文化的动员力和影响力。文章以改革开放之初(1978—1984)范敬宜在《辽宁日报》的农村报道和相关记者的访谈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建构了以文化动员为核心的扎根理论,提出新闻文化动员的核心在于情感、态度和行为动员三者的联动,以文化置位构建文化动员的基础逻辑,以文化加持调节文化动员效果。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新闻文化作为群众观点,可以成为理解党媒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路径。

静宜园古桥布局研究

静宜园作为北京重要的皇家园林,在古桥布局与建设方面融合自然与人文环境,体现了古代造园者的营造智慧。该文依据古代静宜园图纸与现代实地测绘数据,复原描绘静宜园在清代时期的山形、水系、景点、建筑、道路等要素,形成完整的清代静宜园营造全图。同时结合古代图纸与文献资料,调研静宜园古桥的数量与类型,将古桥对位到复原的静宜园营造图纸上。基于上述工作基础,该文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研究静宜园古桥布局与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的关系,以得到静宜园古桥布局的普遍规律,丰富静宜园古桥研究领域。

于右任对胡景翼的支持、误解及缅怀

于右任宣传革命,引见胡景翼参加孙中山创办的浩然庐学社,影响了胡景翼从事革命活动。在护法战争中,胡景翼与其部属在三原起义成立陕西靖国军,力主邀迎于右任为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支持胡景翼,奉孙中山令回陕领导陕西靖国军,在靖国军时期两人在军事指挥、创办学校、兴修水利等方面都互相支持。但于右任对胡景翼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不满、失望、怨愤,直到胡景翼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及主政河南,才得到于右任的谅解。胡景翼病逝之后,于右任作诗、挽联、撰写墓志铭缅怀胡景翼,展现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

故宫景福宫区位格局与乾隆造园思想探析

故宫宁寿宫后寝东路的景福宫,仿建自建福宫区域的静怡轩,在营造过程中进行了适宜性的调整变化。景福宫与静怡轩分别建于乾隆中期和早期,伴随和见证了乾隆园林思想的提升和转变。本文通过景福宫与静怡轩的对比分析,得出景福宫现今的区位格局,是功能需求的改变与原有地形的限制下相互碰撞的产物,是江南园林与皇家园林结合的又一次典范尝试,反映了乾隆作为“能主之人”在造园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承载的个人意志与情感寄托。

麻核桃新品种——‘京艺1号’的选育

‘京艺1号’麻核桃是从北京麻核桃实生群体中选出的新品种。坚果长圆形,果基较平或微凹。横径平均3.8cm(最大可达4.5 cm),纵径平均4.0 cm,侧径平均3.6 cm。平均单果质量18.25 g。果壳厚度3.1 mm,出仁率13.6%。缝合线凸出,结合紧密。壳面颜色较浅,纹理美观,文玩品质优,适于揉手健身。丰产性中等,抗寒、抗病性强。

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

本文根据《金史》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粗浅论述。

“经义”考

“经义”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经义与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术风习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北宋熙宁贡举改革中,王安石利用经义作为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对北宋后期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诸多影响。在古代文体史上,宋代经义文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它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考察宋代以前经义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情况、经义在北宋科举改革中演变和成形、传世宋代经义文体的形态和以经义试进士对北宋后期学风、士风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体明了经义的流变轨迹,以及它与选举制度和学术发展的关系。

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论

我国科举史上,经义与论是两种主要的科举文体。它们同源,但在行文的要求上又有所不同,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南宋以后,经义与论相互影响,在形式上趋于相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式,最终成为后世程式化的两种文体,为八股文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范敬宜与当代中国新闻人才观——纪念范敬宜逝世十周年

近现代中国新闻人才观经历了从通才、史家到政治家的演变,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政治素养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新闻人才不可或缺的核心素质。政治家办报理论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不应只被狭义地、片面地理解,而应将它所强调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意识视为当代中国培养卓越新闻人才的核心素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广博的知识结构与独特的个人魅力。本文以范敬宜这一当代中国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领域中"主流高手"的应然状态,提出了以培养新型有机知识分子作为当代中国新闻人才观建设的主要目标。

石景宜赠书与图书馆建设

石景宜先生在近三十年时间里共向图书馆等教育科研机构赠书600余万册。论文重点分析了石景宜赠书的特点,揭示了石景宜及其赠书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最后探讨了石景宜赠书对图书馆人的启示意义。

《律吕精义·乐器图样》读札

朱载堉所撰《律吕精义》一书,在"乐器图样"部分专论乐器。他的研究除运用历史文献资料之外,主要结合音乐实践如乐器演奏和乐器制造等,并参考当时的出土乐器实物,所论对于当今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研究材料尚嫌不足,尤其是缺少考古实物,所以仅依靠文献或实验,虽然可以解决一些理论问题,但对乐器形制和音响性能的认识,还是难以全面深入,有时甚至会有所失察或失误。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南宋时期,鉴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诗赋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右文之风的盛行,南宋政府决然恢复曾在北宋一度停废的诗赋取士制度。然而,在北宋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亦得以保留,而南宋政府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客观上又强化了这一趋势。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确立,最终结束了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其形成契机揭示了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衍变规律。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高邮王氏的家学,以《尚书》研究为其发端。考证《尚书》文字,不是拿不同版本来互校,而是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解读《尚书》经义,没有采用传统的注疏或章句的方式,申述成说,而是针对前人的误释,另立新说。研究《尚书》虚词,除了分析句式,以例求义而外,因声求义之法随处可见。王氏能够超越前人,原因无他,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诤友与功臣:《经义考通说疏证》平议

司马朝军《经义考通说疏证》是现代学术视野下第一部专门就《经义考》某一门类进行深入研究的经学文献整理专著。作者之旨趣,在于考溯《通说》引据资料之初源,或兼列其他可能之出处,或兼释所引文献,或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或兼考相关文献之异同等。该书虽偶有不足,而成果极为丰硕,为《经义考》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