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道光本《抑快轩文集》传播考论

高澍然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福建著名的古文家,其作品为同时及后代学者如周凯、谢章铤、陈衍等人所称道。据《贩书偶记》载,他所著《抑快轩文集》在道光早期便已结集,以稿本形态传播,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传本,即“道光本”。该本先经张绅、陈寿祺等至交好友观览,后入杨浚之手,再被谢章铤借去抄录。经考证,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的铁石轩抄本《抑快轩文集》三十卷,系据谢抄本过录。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传本,其保存的篇目、篇名和正文面貌均与高澍然晚年手定的七十四卷本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独到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差序同构:中国政府纵向职责体系的结构形态

科学完善的纵向政府职责体系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政府纵向职责体系从外观上看是“上下一般粗”的形态。事实上,经过历次职能转变、职责优化和政府机构改革,纵向政府职责体系开始呈现“差序同构”特征。渐次形成的职责体系圈层网络,中央政府位于圈层中心位置,其职责要求作为原则性规则为地方政府所遵循,即“同构性”;不同于政府职责范围自上而下逐渐递减,地方政府履事责任的清晰度与行政链条长短呈正比,即“差序性”。纵向政府职责差序同构形态有利于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上下贯通、实现有限资源有效整合、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诉求。

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条块整合:乡镇政府运作中的压力调适与治理韧性——基于湖北省F镇的案例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镇政府面临的治理事务日益增多,治理压力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乡镇政府通过将辖区站所有效纳入乡镇管理体制,实现从“条块分割”向“条块整合”的转换,以此调适和消解日益增加的治理压力。基于“动因—情境—策略”分析进路发现,纵向政府约束与横向社会问责的双重强化对乡镇政府积极履责的推动以及乡镇条块权责配置错位是驱动乡镇政府条块整合的主要动因。辖区站所对乡镇政府的高依赖性、乡镇政府的“扩权增人”需求构成条块整合的基本情境和条件。依托党建联合将站所纳入内部组织架构的隶属关系“结构化”、整合资源统一保障站所人员日常生活的生活保障“一体化”以及通过制造激励影响站所人员晋升发展的职业晋升“协同化”策略,共同促使乡镇政府将游离于乡镇政府之外的各类站所纳入乡镇管理体制。由此,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随之增强,基层治理压力显著下降。乡镇条块整合体现了我国多层级单一制国家结构在体制末端存在一定治理韧性,这一治理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乡镇政府面临的治理压力。由于体制刚性约束与基层治理复杂现实的存在,乡镇条块整合蕴含的治理韧性相对于乡镇政府而言存在局限性,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还需从顶层设计入手,自上而下推动体制变革。

参与式联动: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

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长治久安。复杂多变的矛盾纠纷给基层政府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亟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丰富解纷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在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探索有机结合下,当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矛盾纠纷时,地方政府通过信息集约、联席指挥、无缝调处和绩效绑定,打造参与式联动解纷模式,回应诉求、化解矛盾。参与式联动是地方政府实现跨部门协同的策略选择,通过多元主体进场、条块网格联动、解纷责任共担,消解跨部门之间的壁垒,贯通纵横条块关系,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有效运转,实现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目标。

空间视角下条块互动的继替演化与行为逻辑——基于西北R镇“农业污染治理”的田野追踪

条块关系是理解“中国之治”的窗口,而既有研究并未完全打开条块互动的关系“黑箱”。以农业污染防治中R镇与Y区环保局互动为案例,从空间视角解构了条块互动中二者关系的形塑演化与双方的行为逻辑。追踪发现,条线形成以“规训”为表现,以“政治势能”为动力,以“过程硬化”为作用机制的逻辑链条;属地形成以“反应”为表现,以“自主性”为动力,以“灵活变通”为作用机制的逻辑链条。随着农业污染防治压力不断传导,条块互动形成了“共识”“抵触”和“让步”三种空间,且属地“自主性”与条线“政治势能”的耦合是不同互动空间形塑的根源。条块双方在不同空间中展现出不同行为,在共识空间中,条块双方形成共生相依的合作关系;在抵触空间中,条线部门通过专班增能、三权规制、形成“时间权力”、督查问责并举下压职能规训,而基层政府则以逆向发包、强调行政过程、压力涓滴、互动转换发展泄压反应;在让步空间中,属地政府在互动中落于下风。研究揭示了条块互动空间的演化规律,丰富了条块关系的研究谱系,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成”于樊哙,“归”于四皓:刘邦废太子失败发微

刘邦废太子失败的原因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张良和“商山四皓”的鼎力支持,当时也并没有很多大臣谏阻刘邦废黜太子。废太子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吕后的妹夫樊哙统帅大军,樊哙曾经暗示刘邦决不允许赵王刘如意登上帝位,刘邦由于需要用他平定各地的叛乱而对此无可奈何。在刘邦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他曾经密谋铲除樊哙,为废除太子铺平道路,只可惜这一计划还未能实施,刘邦就已去世,刘盈得以登基,是为汉惠帝。“商山四皓”保住刘盈太子之位的说法,是后世的重新阐释,或曰“历史书写”所导致。

清代宦黔书法家蒯关保史事述略

江苏吴江黎里人氏蒯关保,道光、咸丰年间辗转任职安顺、遵义、兴义等地,虽长期沉沦下僚,然礼士勤民,廉政有为,颇多政绩。蒯氏工书,善画,能诗,为道咸之际宦黔地方官员中能以其宦迹、文艺影响贵州风气的代表性人物。蒯氏及同俦宦迹表明,今人研讨清代贵州文化教育之发展,不可忽略江浙、湖湘等地官员及学者群体之贡献,亦当重视人才交流之于贵州发展的积极影响。

“条块关系”视角下地方金融监管双重领导体制构建

在地方金融领域,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监管的双层监管体制。然而,该体制目前仍然存在地方政府缺乏畅通渠道表达主张的“单线联通”、监管权责配置不平衡等问题。我国现有国家管理体制、央地事权分配结构以及地方金融监管“中央统一领导”的核心制度要求,决定了地方金融监管只能沿着我国“条块关系”的双重领导方向发展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双重领导体制,要求在中央政府层面专设国务院地方金融业务主管部门承担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职权,同时明确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监管局的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具体职责,畅通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格局。

政府过程中的复杂性条块关系及其产生逻辑——基于干部调配数据的观察

条块结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职责同构”的组织特征使得条块关系多被整体化研究与同质化对待。然而,既往研究忽视了层级与时间因素,条块关系难以被准确描绘。政府过程中基于权力运作形成的“条块层级”可作为解释复杂条块关系的重要工具,干部调配中的条块平调可以形构政府过程中存在的“条块隐性层级”,进而呈现条块关系。分析显示,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与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条块关系在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可以从条块权力的类型进行分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整体上呈现条块结构下我国地方治理的权力运作逻辑。

党政统合调度会的县域协同治理实践策略与制度保障

中国县域党政统合体制的实践以调度会的形式来运行,并通过多元协同和分工合作来强化条块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以克服科层体制的弊端。党政统合调度会是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交替使用的半科层化治理方式。这种治理形式虽然降低了科层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却为党政统合体制在县域的有序运行提供了平台,有助于提高地方治理的绩效。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党抓住县域经济发展主动权、群众对党政统合的社会认同,为党政统合调度会的运行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保障。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条块关系中的双锦标赛体制:激励视角下我国地方体育治理体系的演进与变革

地方体育部门以积极主动的行为促进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是我国体育制度和体育治理特征的显著优势之一。为理解地方体育部门的行动策略,基于我国行政科层下“条”(冠军锦标赛)和“块”(晋升锦标赛)的制度安排,分析我国地方体育治理体系的激励机制——双锦标赛体制①。研究认为,双锦标赛体制的出现、演化及其时代内涵,与我国的体育事业目标、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历史阶段性特征紧密相关,地方体育部门的行动逻辑以竞赛成绩为激励目标,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激励收益与成本。基于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举国体制过程中,新型双锦标赛体制的激励逻辑应当从结果激励向过程激励的价值取向过渡,以适应新时代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以节点式激励的供给思维,促进竞技体育与其他体育领域的“条”上融合;以层化式激励的目标协调,推动体育事业与地方发展战略的“块”上融合;以涌现式发展的激励机制,通过以赛显人才与以赛促发展,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治理路径。

新闻创新“失败”的比较研究

新闻研究重视成功而漠视失败,让失败成为新闻创新研究中的盲点,遮蔽了新闻业的“真问题”。本研究立足新闻创新的实践,采取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四个新闻创新遭遇困境、挫折与失败的典型案例进行深描,同时就新闻创新中存在的“自主造血”功能缺陷、法律与监管合规风险、跟风式的技术模仿、漠视原创内容生产、支撑性人才流失等问题进行分析,形成一个理解新闻创新困境与失败的框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政府机构改革与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面临着治理需求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张力、执法工作稳定性与执法改革变动性的矛盾,需要解决行政执法职权“综合”与条块“一体化”等相关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看,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应围绕整合、协调和激励建立行动框架,通过对县乡条块部门的结构调整与机制调适,实现有效合作,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动力。

“弱马拉大车”:小组办的权力聚散与条块协调策略

“弱马拉大车”是小组政治的另一面向。对T区安委办的研究发现,其弱马身份根植于T区安委会“聚中有散”的权力结构,即办事机构的折扣履职阻碍组织实体化效果,高层领导的挂帅效应消减于科层叙事,牵头部门的实际地位与职责定位倒挂等现象制约了小组办的条块协调能力。对此,T区安委办发展出了刚柔相济的权力策略(高位推进、审慎威慑、渐进追踪、身份强调)。将协调策略置于任务情境中审视,发现任务情境与策略的权力类型呈模糊搭配关系;而与策略的权力用法呈偏好搭配关系,即偏好刚性用权以应对难度和风险均较高的任务情境,偏好柔性用权以回应难度和风险较低或不确定的任务情境。这两种搭配关系是任务完成逻辑中权力复制机制和“效率—合作”权衡机制的产物。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组政治在研究的对象、面向和焦点上的进阶。

整体智治: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实践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浙江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例

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整体智治成为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其核心的理论逻辑表现为“制度—技术”双重嵌入治理过程,以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为主要特征,重塑治理结构和整合治理资源,实现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从政府治理场域出发,深入剖析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整体智治的实践逻辑,主要体现为流程再造、数字赋能、制度重塑和专业发展四个层面,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分散、协同不够、监管缺位及队伍能力存在短板等难题。构建综合执法整体智治的长效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完善执法与监管责任、建设数据集成平台及强化队伍建设。

条块视阈中的基层开放大学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开放大学体系具有特殊的条块二元管理体制和办学特性,在政策传导、人事权属、财政资源等方面存在多重条块张力,客观上造成了基层开放大学办学体制不畅、活力不足、日益被“边缘化”等治理困境。为此,应通过以“条条”带动“块块”工作,以“块块”整合“条条”资源等策略,加强基层开大与条块的关联,强化条块之间的耦合,提升基层开放大学的治理效能。

“快”的字形演变及词义考证

“快”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没有相关用例,最早见于战国出土的楚简文献中。根据“夬”的释义及从夬得声的同源字,得出“夬”的本义应为残破、残损义,进而把“快”的本义理解为形容人将郁结的怨气从心口中释放出来后,内心痛快、畅快的状态,欢喜义应作为其直接引申义,“夬”兼具表意功能,“快”应是会意兼形声字。按照词义范畴理论,将“快”的诸多义项归为心态义、速度义、时间义、性质义四个范畴,结合语料,推测出各义项的产生及应用时间,形容词义项产生时间多位于上古和中古时期,副词义项产生时间位于中古后期,在近代才开始广泛应用,并理清其词义引申的方向有表“高兴义”和表“速度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