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期管业”与“遵额纳粮”:清代云南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官民互动

管业执照在云南的实行,是清王朝国家治理深入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清代云南管业执照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过程,深藏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和边疆社会秩序构建中官民互动协作的现实选择,官民合作“给照管业”满足了国家“遵额纳粮”与业户“以期管业”的双重需求,是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力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呈现了清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及其边疆治理政策在云南地方社会调和、适应的样态。云南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与清王朝的边疆治理也在这种联结与互动中共塑“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基本格局,并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

在经济落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后发国家 ,当政府不能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寄托于外部世界时 ,农业剩余就成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源泉之一 ,因此国家参与对农业剩余的分配 ,就成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 ,政府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和“怎样拿” ,则是有高下之分的 ,对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却是大不一样的。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的曲折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与农民的这种分配关系制约的。

宋代“过税”减免制度

宋代的"过税",指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之税,大概"每千钱算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而减免过税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员随行及寄运之物,流民携带之物,以及五谷、耕牛、农具等。其中对于官员、流民之物的减免过税,前者属于特权,后者则是在水旱、战乱等灾难背景下实施的,具有赈灾性质。至于五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北宋时期主要是对局部区域的免过税,南宋时期主要是为了制止地方违法征税而免税。对耕牛、农具的过税减免,则具有恢复地方生产之用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土地税收政策的调整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了稳定粮价,满足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国民政府于1941年对土地税收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田赋征实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国统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转向“白银时代”:明宣德至景泰时期的赋役折银与公私用银的发展

对于明代社会是何时以及如何转向"白银时代"这个问题,学界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通过史料分析,对明宣德(1426～1435)至景泰(1450～1457)年间赋役折银以及公私用银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证。近来研究表明,宣德前期的皂隶折银作为徭役折银与均徭制度改革之先导,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源于官僚阶层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正统初年,源于官俸支给困难出台的南方税粮折银政策,扩大了此前的临时改折则例,为白银财政的建立提供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正统景泰时期沟通底层白银流通与国家赋役制度折银的改革不仅进一步发展,且在更广阔范围内,由于军事供应的压力及政府的主导,白银逐步被调拨至北边边镇地区,呈现出跨越南北地区一体流通行用的局面,促进着贡赋银经济的形成。此时期的民间交易市场,白银也日益崛起,不仅从明初多种通货并行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且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财政领域,白银行用的范围不断扩展,在籴米备边、召商买粮、开中事例、赈济灾荒、俸钞禄米、商税课程等领域都显现白银的身影。公私用银的急速发展表明中国社会转向"白银时代"的趋势越发明显。

建国初期中共粮食战略与1949年云南公粮征收研究

1950年3月6日以宋任穷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3月12日即颁布命令征收1949年公粮。当时各地基层政权立足未稳,难以承担如此巨任,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征粮刚一展开即受挫。其原因主要一是云南财政恶化超出预想,粮食存量少;二是粮食新政权的保障,所以中共云南省委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征粮工作。此次征粮不仅与云南地方军民生活用度有关,更与建国初期中共新政权在经济战场上与敌人斗争紧密相连。

抗战时期河南的田赋征实探析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国民政府于1941年起实施了田赋征实政策,阐述了田赋征实的实施背景、河南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情况,分析了河南田赋征实的得失。

元大德《南海志·税粮》浅释

税粮制度是元代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广东地区的税粮制度一直因资料的匮乏而鲜有研究.元大德《南海志·税粮》等相关内容显示了元代大德年间的广东地区既有丁口之赋,又有夏税之征.广东地区农耕经济的长期落后状态促成了元代大德年间对丁口之赋的保留;而南宋遗留的两税制度则是广东地区夏税存在的主要原因.

解放初期新解放区征粮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初探——以温州地区为考察对象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执政与治国的基本方式。解放初期,为了解决民食军粮问题,中共在新解放区开展征粮工作,但是困难重重。为此,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逐步推进征粮工作,并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树立起党的权威。以温州地区为考察对象,依据档案史料,对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新解放区征粮过程中的政治动员进行耙梳,旨在分析其方式方法与目的成效,进而探究政治动员与新政权巩固之间的关系。

吴简所见孙吴田租及相关问题

三国时期定额租成为社会上主要的田租制度。吴简反映出孙吴时期存在多种田租额，都是定额租。田租额与田地类型密切相关。孙昊的田地类型复杂多样，分类标准也不统一。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亩产量能达到每亩产谷6．67斛（或8斛）-10斛的水平。孙吴民屯的田租率低于曹魏民屯的田租率．军屯的田租率略低于或等于曹魏军屯的田祖率。

广东省全面土地改革前征粮问题初探

征收公粮是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头等大事,起着保障部队和稳定人民政权的重要作用。1949年广东的秋征工作面临一些困难:一是来自地主的抵抗和土匪特务的破坏;二是存在配额和税率的不合理以及"左"的偏差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灵活的措施,在1950年夏秋征中进行了政策调整。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征粮工作基本满足了军事和财政的需要,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田赋征实与新绅权的确立

1941年国民政府实施的田赋征实政策对农村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财经压力大增与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不足之间产生深刻矛盾,促使地方精英阶层在地方政治舞台重获权力,此被称之为新绅权的确立。为落实田赋征实政策,国民政府高层在舆论上重新肯定地方士绅的作用;地方精英阶层在田赋征实政策执行中获得较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在政治上,国民政府把部分地方精英整合入体制内,以县参议会为中心的地方民意机构的建立,为新绅权提供法理权威和新的政治空间,体现了国民政府以一定的政治权力让渡来获得经济支持的策略,影响着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