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山水精神析论

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文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或把自身情感投射到山水之上,使山水带有个人情感;或以山水为情感的触发点,借助江山风景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隐逸文人陶渊明较早从宇宙空间的角度去观览自然的变化,他试图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这对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诗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入世文人则试图从万物的生长中汲取精神力量,他们更善于发现身边自然山水之美,以柳宗元《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散文揭示了身处困境中的文人是如何借助山水来消遣忧愁及摆脱痛苦的。宋代理学流行,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既能享受俗世的欢乐,又能神游物外、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苏轼解决了千百年来入世文人难以解决的精神问题,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范例。

翻译中的“叙事建构”——莫楷《人面桃花》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剖析

以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为例,借助Mona Baker的翻译建构理论,从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者的再定位4个层面,分析了译者莫楷对原作的翻译建构策略。文章指出,为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译者结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及审美期待,创造性地重构原作叙事,兼顾了译作的“异质性”与“可读性”,在新的语境中有效传递了原作的文学及文化特征。

论中国古代文艺的“出新意”与“寄妙理”

文艺创新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必然要求与基本规律。出“新意”寓“妙理”,成为评论文艺的重要标准与指导实践的金玉良言。中国古代将音乐与诗歌作为兴邦治国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艺术创新性与深刻的人文内涵。汉字书法被视为“心画”“心学”的“玄妙之伎”,在善于变化的艺术技能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古代视“画”为“圣”,绘画乃“道之质”“德之文”,“类万物之情”,可“成教化、助人伦”,以技法创新传达事理人情。中国古代文艺注重思想情感性与艺术审美性,强调艺术表现的创新与化育人心的效果,在体现浓厚时代政教色彩和积极向上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呈现出“专、精、深”与“新、达、妙”的艺术境界。

珍稀孤本稿本《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评介

清代“江南大儒”汪宗沂著有《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一卷,为清代新安未刊珍稀孤本稿本文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载。全书共论中医儿科病症50余种,载方90余首,引用文献30余种,辑逸仲景方论15条。汪氏尊崇两汉晋唐医学,倡导在儿科学中运用六经辨证,立论公允持平,无寒热偏性,善用晋唐古方,重视儿科脉诊。该书是一部精简实用、崇尚古方、特色鲜明的中医儿科学专著。本文从作者与成书缘由、版本、主要内容与构成、引用文献、学术特点,对全书进行系统考订。

慕陶情结与张岱文艺观

张岱作为晚明文人,有着颇为深厚的慕陶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和陶集》,而且受陶渊明文艺思想影响,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人艺术趣味,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文艺观念。在文艺发生上,张岱认为文字应摆脱与外部世界的利害关系,而起于深情;在文艺功能上,特别推重文艺怡情悦性的作用,且于文艺的消遣娱乐性,他认为应具备赏玩品鉴的艺术眼光;关于文艺标准,他以自然为最佳文艺准的,在性情本色强调之余,还提倡以刀斧功夫而达自然境界。

从崇儒祠到坡子街——坡子街文化现象肌理模式研究

崇儒祠和坡子街共同见证了泰州城千年的沧桑巨变,从崇儒祠诞生出的泰州学派到《泰州晚报》副刊坡子街的成功出圈,都印证了泰州民间文化、群众文学的永恒魅力,尽显泰州本土文化的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将泰州“百姓日用”的城市名片持续擦亮。

“临流”的诗学——以陶渊明、韦应物与苏轼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上的“临流”书写导源于许由、孔子和《楚辞》,而以王羲之“曲水流觞”与陶渊明“临清流而赋诗”最为著名,在唐代则以韦应物最为突出,现存韦集中就有二十余处提及“临流”。而作为宋代最为杰出的文人,苏轼的“临流”体验则继承了陶、韦的诗学资源,展示出了“临流”的存在深度。本文以陶、韦、苏三家作品为中心,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学“临流”书写的诗意表达,认为陶渊明临流赋诗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开启了中国文人对流水的诗意体验,至韦应物则集大成,苏轼则进一步巩固了“临流”的诗学意义,使后世的“临流”书写日益典故化和趋于稳定。此外,中国文学的“临流”书写也在绘画领域有着广泛影响。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伍尔夫作品中的“道”

独立于任何文学派别,伍尔夫用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一个充满"存在"、"无"、"空"、"超验"、"雌雄同体"、"对立统一"的文学世界;通过声、色、光、活着的、死去的以及人们心理及大脑最细腻的活动,伍尔夫用文字视觉化了隐藏在波涛背后的节奏和串起无数瞬间的那条隐线,昭示着道家对控制宇宙平衡神秘力量的追求,即视无物之象,言无名之状,寻天地之根;然万物与我为一,且得有言乎?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中华审美文化的四个元关键词

关于汉字与中华审美文化之关系,学界的认知和探讨尚停留于对鲁迅"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之结论的阐释,而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未能从根源处追问并验明汉字与审美文化的血缘关系,从而揭示中华审美文化的字生性特征。中华审美文化的孕育、诞生、成长乃至生生不息,与四个汉字(我们称之为"元关键词")密切相关:心物一体之"人"建构审美主客体,可法可畏之"天"彰显审美境界,心生言立之"文"诠解审美言说,亦行亦止之"道"楬橥审美规律。审美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宝中之宝,而中华审美文化的这四个元关键词则是开启宝库的金钥匙。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从家谱文献看民间对陶渊明的接受与批评

在1949年前所修纂的族谱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关于普通民众学习陶渊明的作品以及分析和评价陶渊明作品及人格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了解陶渊明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影响过程的重要途径,而研究这些资料对于探索和总结中国文学被接受的规律,也具有非常可贵的意义。因此,尽管这些资料本身未必具有多少深刻的内容,但从丰富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与接受状况的角度来说,绝不应该轻弃。

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

在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建安文学的群鸟乱飞,衍变为阮籍苦闷的模糊鸟,再发展到个性化的陶诗田园自由鸟。飞鸟意象由先秦两汉诗的群体性、类别性,至此成为带有诗人明显的主体性。其间诗赋的交流,则使飞鸟意象别开生面。

体道行志:刘勰文学本原论

《文心雕龙》是贯注着刘勰哲学性思考的文学纲领。刘勰志在经世,以撰著入道见志之子书的态度、注经的严谨与诚挚,写成《文心雕龙》一书,力探文学本原,在文学场阈实践其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理想,并且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全书,将形而上的高远追求与形而下的表现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体大虑周的巨著,为后世揭示了伟大文学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有其裨益。

外淡而内奇:陶诗的审美追求

关于陶渊明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论者向以“平淡”、“自然”、“真率”作评,把“自娱”说视作其创作理想,从无异词。陶渊明对社会与政治并未忘怀,“平淡”不过是外在表层的“淡化”手段,而非追求的目的。其审美趋向的实质是外淡而内奇,这不仅体现在使用率极高的“奇”字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田园、咏史、咏怀诸作中。这和他儒道兼综的思想、外和内刚的性格,以及“平淡”萎靡的玄言时代息息相关。

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论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拓荒意义的重要成果,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在于以儿童身份的确认作为创作的目的,其创作文本在主题和形式上表达的是真正的儿童意识、儿童声音以及儿童权利。陶行知通过完整的儿童世界的审美书写对儿童作为人的意识唤醒的行动推进,是从根本上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建立其独立的人格,是作家站在文学创作立场上对于儿童童年精神的一种艺术传达。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是陶行知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同质异构的两翼,共同构筑了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和特色,从生命、人生的角度看待童年,其笔下建构的理想儿童含蕴了为现代中国寻找健全人性的文化理想。

西方文学还是西学?——王韬的经验及其评价

王韬与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之间的跨文化交流,集中于西教与西学。但在西学之中,王韬亦曾提及"西方文学"这一对近代文学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或表述。尽管王韬并没有对"西方文学"进行过概念意义上的关注、追寻、界定,以及较为系统的介绍——像他对西学源流以及晚明耶稣会士来华著述所进行的追本溯源式的考察辑录那样——但他的视野及相关叙述中,确实涉及到西方诗歌、戏剧等文类,甚至还提到过希腊、罗马、英国等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诗人的名字。王韬的西方文学经验,是在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将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引入中国,并逐渐确定为"文学"作为其中文概念体系中之对应的历史语境中发生并展开的,其中所承载的复杂而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学史意义,并未因其孤立零散或游移不定而丧失其相应价值。

略论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

古人曾以“无雌声”之语来评价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的诗作。本文则深入考察了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