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使命与时代叙事:1949~1965年传统工艺美术的“人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伴随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性”文艺精神,在传统工艺美术中逐步落实:以“人民”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手工艺人,成为工艺美术“人民性”的阐释主体;深入理解、深刻表现人民新生活,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为人民”,成为工艺美术创作的社会使命;以“人民性”重建“民族性”,在“人民文化”中得以重构的“民族形式”,成为工艺美术叙事的时代元素。在“为人民”的社会需求中,作为“人民”的手工艺人,在实践中诠释了工艺美术的“人民性”,履行了工艺美术服务人民日常生活、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塑造新时代人民形象的时代使命,也形成了融传统技艺、时代内容和民族意象于一体的新民族形式。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异变”时空下民族“隐言”的表达--以《中国文艺》为中心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自创刊起便以刊载“纯文学”的办刊原则表明了疏离政治的文化立场,从而引起了北平有识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以此为文学阵地,秉持着民族心绪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间接表明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然而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欲求文学的自救以重振民族精神,终究举步维艰,于是《中国文艺》以“隐言”的表达策略拓展民族启蒙话语空间,展写有识文人的民族情怀,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艺》所集结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荒芜的北平文坛得到复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平文坛的民族向心力。

以时代精神激活民族文艺

时代精神是一个现代历史哲学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只有马克思将精神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赋予这一概念以科学品格。时代精神一旦成为历史哲学概念,就会对文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歌德、马克思等大文艺家、思想家都有精彩论述。中国现代文艺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创生而创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许多文艺家感应、捕捉时代精神,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在民族文艺方面,优秀文艺作品硕果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值得重视的时代精神之一。为了很好地表达这一时代精神,我们既要像前辈文艺家一样,对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丰富实践进行赋格,又要把握中国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思考、研究。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历史性演变刍论

尽管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潮流,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其发展态势却有很大的区别。向先发国家学习,汲取其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一切以其为标准。我们也不可能使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艺术演变成“唯一”的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学艺术的外在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其创作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表现出最为敏感、最具主动性的状态,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为自觉的表现,其表现手法亦与之前的“传统”不同,呈现出更加丰富生动的多样性。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文学史视野下的延安纪实文学特征论

作为展现战时社会剧变、扩展文学表现主题、强化读者情感体验与建构民族国家话语的代表性成果,延安纪实文学的发展、成熟不仅对于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它所需要的张力又与革命本身所携带的强烈的冲突特质天然契合,因此在美学呈现方面也能够曲尽其妙。所以,作为最佳的表现对象之一,延安纪实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宣导下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众成果集中展现了延安文艺创作中的典型面向,也进一步满足了战时根据地对文学创作的期待与诉求。

元宇宙文艺的叙事形态与后人类主义

元宇宙文艺以跨媒介多载体形式实现从语言文字符号到虚拟影像到数字孪生媒介的跨越,其艺术构成要素与游戏性的叙事逻辑使之区别于一般艺术的虚拟想象。元宇宙文艺实现对现实时空的深度拓展与重构,指向对后人类时代的数字化生存与技术人文价值的思考。元宇宙文艺应带来新的美学变革和理论扩容。

论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权保护模式——从“刀郎”之争看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保护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性开发利用——商品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目前处于无法可依的自发状态,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实施商品化权保护,使商品化行为有序进行,一方面可以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原则下避免或化解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可以最大化地释放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实现双赢。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2007—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研究

基于2007—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数据进行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的统计分析显示:立项项目地区分布和单位分布不均衡,高校和艺术研究院系统是艺术研究的主要机构,国家对青年项目的扶持为艺术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艺术学理论及文化综合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要关注点,立项数量最多,其次是美术研究。相对于艺术理论和艺术管理研究的发展势头,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研究亟待加强。美术研究的立项主要集中在美术学与绘画领域,书法篆刻、雕塑、建筑、摄影领域立项很少。戏剧戏曲研究立项数量趋于稳定。音乐和设计研究立项数目逐年增长,实践性、应用性项目有待增加。影视研究与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比,比例偏低。舞蹈研究处于"边缘"地位。

河西宝卷学科属性之辩

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变文的嫡系子孙。当前,河西宝卷的研究者们从我国民间文学的角度,以敦煌俗文学为母项,敦煌变文为子项,河西宝卷为次子项(或分支),将河西宝卷的学科属性界定在了"敦煌俗文学"的范畴。本文认为,河西宝卷确源于敦煌俗文学,但本质上应是植根于河西民间的说唱曲艺,是我国曲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本文之前,学界关于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学科属性的界定,明显反映了对河西宝卷说唱形式和曲艺艺术的认识不足。

评靳埭强的标志设计

分析了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设计 ,提出我国标志设计应该注重延续中华人文精神 ,并使之与现代设计理念“以人为本”相沟通 ;应发挥民族视觉艺术的形式特长 ,以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 ;并且将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以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标志作品。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和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是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的紧密结合中逐步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除了"领袖话语形态"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框架内的"学者话语形态"也是应为人们珍视的。

技术哲学之维:网络文艺研究的理论提升

技术哲学之维,乃是网络文艺研究理论提升以促进文艺学基本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方向。传统机械工业社会造成科学与技术、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之间的一系列割裂,当代电子媒介则在逐步扬弃这些割裂,而强调"形式"的作用、确立"形式"为人的感知模式,乃是当代艺术形式本体论与媒介形式本体论的相通点。人的感知模式在机械时代是割裂的,在电子时代则是整合的,而艺术形式感知模式的重要特征正在其整合性。电子技术固有的多媒体性、娱乐性及商业资本的介入、网络文艺创作中人与人互动关系的过分突出,致使网络文艺很难产生思想深刻的作品。技术哲学与经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将会大大推进网络文艺研究。

文化视域内中国美术电影的衰微

文中分析了中国经典美术电影的形式和艺术风格,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美术电影的衰微以及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深层剖析。文章指明只有深入挖掘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合理内核并将其适当运用,同时以崭新的内容和具有时代感的形式作具体的表现,不仅是中国美术电影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创作与学术活动的自觉。

延安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文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文艺事业的高度融合与深度互动。延安文艺运动坚守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方面的核心特质;延安文艺运动大众化的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性及其在中国语境下所实现的新的文化自觉;延安文艺运动的民族形式建构赋予了文艺民族品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问题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文艺在内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延安文艺是一个经典的辉煌篇章。

文艺美学学科的形成及其特点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从文艺美学学科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要求来分析这个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应运而生,指出它的形成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认为,文艺美学在中国的诞生还有它的民族性基础和历史性基础:它是中国美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是中国传统文艺实践的评价准则。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方法上以及研究所用的学科话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