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产物,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村民的广泛参与要求、乡村社会结构矛盾转变以及国家与基层协同推动构成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在实践过程中,乡村自治存在功能悬浮化、实施形式化、发展非均衡化、“微”腐败凸显化、嵌入待融合化等现实张力,使得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着挑战。今后需要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协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展,加强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耦合,优化乡村社会的人文环境等方面完善村民自治,以促进乡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

人民城市理念下景中村空间治理机制、困境与路径——以武汉东湖景区村落为例

人民城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之治在城市维度的新表达和城市治理理念的全新概括。城市景中村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和风景名胜区保护制度下衍生出的一种特殊乡村形态,嵌入城市和风景区的空间之内,其特殊的空间组织、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凸显了景中村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亟需厘清其治理和发展的现实困境,探索有效的治理路径。人民城市的景中村治理目标是建立各群体均衡的发展权、包容共享和公平公正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提出:1)人民城市空间治理机制体现了资本逻辑向人民逻辑转变的特征,内涵在于促进均衡的空间发展权力,最终实现属性、功能、组织的有机统一;2)景中村治理困境包括属性模糊、功能重构、组织无序三方面;3)景中村空间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治理规则创新、权属边界优化及行动机制建构,从而实现景中村的“生命共同体”。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动态层叠中的统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类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忽视了历史脉络和结构性要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型塑功能。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制度变迁类型学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过程、类型和动力机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它总体上经历了以“民主选举”为重点、以“民主治理”为重心、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均衡发展的变迁轨迹,表现出鲜明的“动态层叠中的统合”的制度变迁特征,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行动者的观念与偏好、结构稳固与学习效应三重动力机制共同驱动的结果。这种制度传统以路径依赖的方式锁定新时代新征程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形态和演进方向,即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机制,通过创新民主与治理的互联共促形式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善治。这种制度变迁类型的发现和阐释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常人治村”:实践内涵、生成逻辑与治理后果--基于鄂中S村的田野调查

从资源形态与身份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有着差异化的村治主体谱系,但学界通常在基层治理的精英研究传统中对其予以检视,忽视外部制度变迁及其推动的村级治理“去精英化”,由此遮蔽了“常人治村”这一经验事实。调研发现,“常人治村”具有行为取向的弱发展性、行动价值的公共导向以及权威来源的外部赋权等实践内涵。从生成逻辑来看,基层政府借助科层体系的制度通道,对村级治理情境进行了有力塑造,主要表现为治理任务过密化、治理方式合规化和治理面向“组织内”,由此解构了村治精英原有的兼业空间与价值动力。相比之下,村干部的工资薪酬和职业晋升对普通村民具有结构适配性和价值吸引力。“常人治村”推动了村级治理权力的民主化运作,实现村干部人才队伍优化,但也存在干群关系悬浮化和村治成本高企化的问题。对此,需要找回村级治理的社会基础,以制度赋权与规则创新为抓手推动村治主体结构的梯度分布,实现村治主体协同。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的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基于广西村级议事协商试点村的扎根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理念,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广西17个典型案例进行系统观察与研究,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何以可能的运行机制: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以及横向压力刺激形成动力机制;党建引领、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多元共治是民主效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基础型、环境型和协同型工具是民主治理发挥效能的可靠保障;民意反映、民智集中和民心凝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由此,基于解释模型的演绎,归纳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何以可为的内在逻辑:出发点是回应基层群众的民主诉求,立足点是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清代华北乡村的治安问题及其官民应对——基于顺天府宝坻县青苗会组织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生态恶化,经济萧条,华北乡村出现了大量偷窃、抢劫、赌博事件,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对于乡村繁多的治安事件,州县地方政府限于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全面干预,不得不加强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华北乡村自发形成了以青苗会为主要代表的自治组织,肩负起村庄治安的各项事务。在维持村庄秩序的过程中,村庄与州县政府不断探索,从而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模式。

人民性治理: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湖北省枝江市村湾夜话创新民主协商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具体到乡村治理,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村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但是,21世纪以来,以行政村为组织单元的村民自治形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民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现民主参与质量不高、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不全面、村庄建设合力不足等问题,严重掣肘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对此,湖北省枝江市广泛开展村湾夜话活动,在村民小组以下的湾落层面建立民主自治单元,通过协商“单元、平台、内容、主体、流程、制度、结果、保障”等的体系化配合,破解了民主形式与人民需求衔接不充分的问题。以人民群众为主体重构了乡村治理体系,保障了人民权利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先性,探索出了一条乡村善治的“人民路径”。

基于碑刻与文书文献的清代“北侗九寨”乡村社会治理摭论

“北侗九寨”是贵州省锦屏县西北部由九个侗族传统村落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而形成的典型的侗族山地文化区。历史上该地长期为自组织的传统社会,即通过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款”“联款”组织以及寨老、款(团)首等乡绅的作用实现乡民社会的治理。清代,面对动荡的时局和诸多影响地方秩序的社会问题,基于力量对比、秩序维系和图存发展等方面的考量,“北侗九寨”地方“精英”引入国家力量,在特定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相向互动及资源的有效整合,从治理秩序乱象以宁村社环境、修路建桥以利内外交通、兴起团练联防以御外患护家园、开展婚俗改革以纯社会风气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对九寨一带的乡村治理及其秩序重构进行梳理。以碑刻与文书文献呈现出的清代西南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为个案分析,撷取可借鉴的经验,以期为当下实现民族乡村的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乡村振兴视角下合村并居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当前国家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农村发展的工作重点。由于土地增减挂钩政策、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需要,实施合村并居政策符合当前农村发展形势。可是,基层政府在实践的过程中暴露出缺乏科学规划、忽略民意及拆迁补偿方案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合村并居政策的实施陷入困境。因此,基层政府在实施合村并居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加强村庄宏观布局和微观规划,尊重民意了解实际需求以及合理设置拆迁补偿方案,以期顺利实施合村并居政策,促进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的仪式传统与族群互动

在桂西南壮族乡村地区,基层群众的主体作用、传统文化的助推力量、内生动力的辅助功能,共同形塑着以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壮族仪式传统以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染的重要节庆为节点,呈递出时空关联下的地方文化诉求表达,展示了乡村社会治理中仪式传统的社会功能。同时,传统仪式文化在形塑壮族群众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强化了壮族村屯共同体意识。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结构中,地方特色的主体性、内生性、传统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社会治理需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方仪式传统阐释的集体目标和情感归属,关注更具现代意义的具有内生性秩序规范的乡村治理内涵。

“常人治村”:郊区社会的村治形态——基于浙北W镇Z村的调研

中国农村有着差异化的村治主体谱系,比较典型的村治主体包括富人、能人、乡贤和混混等,差异化村治主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村庄特点有关,也与村庄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府政策有着密切联系。从郊区社会的理论视角分析浙北乡村中存在的与浙南“富人治村”相差异的“常人治村”经验。“常人治村”的村治形态特点是村干部属于收入中等且能力有限的社会中间阶层,村干部群体半职业化,存在较为普遍的兼业现象。“常人治村”可以理解为郊区社会和国家力量对村级组织的一种塑造,这种村治模式配合了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大开发格局,实现了城市政府试图达到的发展和稳定目标。

关于完善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学认识

村民自治在我国已有 2 0多年的发展历史 ,完善村民自治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民主选举、四项内容发展、两对关系以及保障机制等问题 ,我们的解决措施是 :明确村民自治中的具体细节 ,修正有关条款并完善保障机制。总的看来 ,完善村民自治 ,不仅有利于农村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政治文明。

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治”——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模式再探讨

现行农村基层“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已经不可持续。在中央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新政策的形势下,应当考虑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在乡镇实行基层地方自治即社区自治,建立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基层自治政府,这种“县政、乡治、村派”的治理结构,符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职业打假”的公共价值:社会认同与信念之争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通过中国知网(CNKI)文献出版总库检索到的370篇文章进行分析后,揭示了社会对"职业打假"的公共价值的平均认同度的历史变迁态势,并发现了认同分歧背后所蕴含的四个争论焦点:市场秩序维持体制的"公私"之争、"职业打假"的义利之争、职业打假人在司法层面是否具备消费者身份资格之争和职业打假人的"买假"行为是否受到欺诈之争。研究结果还发现,职业打假人所采取的"私下非法定索赔"、"主动舆论造势"和"换面诉讼"等行为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打假"的公共价值的认同度。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已于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运用比较法,分析这次修改的具体情况以及修改后《村组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修改后的立法从多方面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丰富了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拓展了村级民主的参与渠道;但在村委会的设立原则、村干部补贴发放标准、选举规则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