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讨论与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范式的建构

瞿秋白领导和推动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1930年代初,瞿秋白“赋闲”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建立起与左联内部的有效沟通,熟悉和掌握左翼文学大致情况之后,瞿秋白先通过茅盾传达了自己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思考,期间通过起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文件,将“大众化”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1932年3月左联完成改组工作,经过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准备之后,瞿秋白推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文章,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构建了“立场-题材-文腔”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文艺范式,为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大众化”与苏区文艺的经验价值

发生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苏区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主张,同时还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这种经验价值具体表现为:以识字扫盲运动为前导,尽可能提升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进而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红色山歌”“图画讲演”及“活报剧”为表现形式,将革命宣传与群众娱乐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有效途径;以“工农剧社”为孵化器,培养苏区自己的艺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品味。总而言之,苏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验价值,就是追求“娱乐性”与“革命性”的完美统一,并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了“人民文艺”的早期形态。

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型探赜

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从最初具有试验性质的“化大众”尝试到适应民众需求的“大众化”转型,完成了由五四传统的现代启蒙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渡与转变,反映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转型,从先前过度欧化、高度强调自我、对社会无限度批判的“化大众”文学逐渐转变为作者注重在创作中融入本土特色、愿意深入革命与人民生活当中去取材,努力创作鼓舞民众抗战勇气、赞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众化”文学,彰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中国经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基于朱子家风的茶艺作品创编实践

朱子家风是中国传统家风的典范,倡导“读书、循理、和顺、勤俭”的家风传承,对现代和谐文明家庭的构建仍具有指导价值。茶艺属于大众文艺,是文化传播的优良载体。“诗礼传家”茶艺作品将茶艺、茶礼与朱子家风精神融合,以茶为载体讲述了闽北祖孙三代家风传承的故事。采用闽北建州特色茶品与武夷经典茶艺流程,通过择水备器、服饰造型、舞台造景等艺术设计,以舞台茶艺形式弘扬朱子文化。将传统文化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文艺创作,供大众欣赏,有利于丰富百姓精神家园,实现文化自信。

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向

在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时,日本是重要的理论中转站,此时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集中于“精神上的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两方面意涵。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及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也逐步摒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日本因素,实现了与俄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也随之转变为强调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立场。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立场的绾合,对中国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清上述理论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1900-1947)

新闻摄影观念是关于“什么是新闻摄影”以及“如何实践新闻摄影”的观念。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塑造了独特的新闻摄影观念,但是现有关于中国新闻摄影的研究,却未给予这一透视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重要视角应有的重视,近代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也成为一个被忽视的议题。“武器论”观念是近代中国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核心内涵将新闻摄影视为对内团结动员和对外揭露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实践目标在于为抗战争取最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和服务战时政治,其形成是摄影术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新媒介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新闻业复杂互动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作为一种新技术与新兴视觉媒介进入中国,肖像和风景摄影是当时摄影术的主要应用领域。随着摄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与风雅,中国社会开始转变对摄影术“奇技淫巧”的态度。19世纪70—80年代,摄影术获得了中国大众的接受,摄影开始被用来记录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纪实摄影是这一时期摄影的主流形式。20世纪初,摄影术与中国新闻实践有了“联姻”的趋势,新闻摄影从纪实摄影中分离出来,开始在中国新闻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此时的新闻摄影主要是作为文字报道的一种辅助性手段。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开始出现报纸的摄影附刊。这一时期照相馆是最重要的新闻摄影稿件来源,但是摄影图片大多没有新闻价值,中国新闻摄影处于探索时期,因此并没有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共同推动了摄影从技术到艺术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摄影与当时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相勾连。在左翼思潮与战争影响下,摄影成为一种服务时代的“工具”。战争语境促成了沙飞“摄影武器论”思想的萌芽,“战时新闻摄影”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闻摄影“武器论”观念的形成。在与中共抗战动员和宣传建政需求的结合中,“武器论”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晋察冀画报》忠实实践了“对内鼓动”和“对外宣传”的双重要求。“武器论”观念的形成深受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其实践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抗战时期老舍的“慰劳之行”及其文学行为探析

1939年,作家老舍在北路慰劳之旅中,真切地体味、感知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以及民众的苦难,促使他尽力规避现实的纠葛与矛盾,将自己投身到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老舍的创作、座谈、演讲等文学行为,不仅间接促进了抗战文艺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也影响了张亚雄、莫关等一批青年文艺爱好者。无论是“慰劳之行”中的民生疾苦书写还是通俗文艺观的宣扬,都是老舍“忧国悯生”情结的外在表达与显现。

掀起革命的巨潮——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大众文艺丛刊》对延安文艺的延续

《大众文艺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左翼文人在香港地区筹备的报刊。此刊通过作家编辑者身份、刊物编辑形式确立刊物的共产党党性,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批评标准,在主题内容上移植延安文艺,延续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要求。此刊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解放区确立以后,进一步在南方国统区和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延续的标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掌握文化意识形态战场的目的。

论延安文艺的人民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确立了以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创作价值取向,明确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本位立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向工农兵普及与提高,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以新秧歌剧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延安文艺的人民性,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艺大众化资源的征用路径——以定县秧歌为例

20世纪20—40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晋察冀边区先后在华北乡村开展乡村建设为旨归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定县秧歌文脉深厚而成为运动的重要资源。但由于定县秧歌存在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实施主体的认知差异,定县秧歌经历了用与弃、亲与疏的艰难抉择。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主题和形式的不断革新,定县秧歌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该文探究定县秧歌发展的个中缘由,帮助大众进一步认识文艺大众化的复杂历史脉络,以期为今日乡村文艺工作提供借鉴。

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已经进入“万物皆媒、智能传播”的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大众”的传统传播机制难以适应新媒体、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平台的智媒体大众化传播趋势。亟待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包括“大众平权式”传播主体机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导智媒体发展的传播目标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传播实现途径机制。通过立足新时代的文艺活动更新传播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给人民大众,构建“二元一体”的智媒体传播权力体系,提前布局场景化沉浸式传播途径等机制创新策略,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进程。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整体性思路: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论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话语模式的嬗变

文艺大众化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思潮中的主流观念,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纵观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历程,其言说的主导话语模式可以概括为五四“启蒙话语”、20世纪30年代“大众话语”以及两个《讲话》确立的“人民话语”三种。这三种话语模式在嬗变过程中经历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置换和调整,话语模式变迁的背后其实是文艺本体论与功用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20世纪以来的文艺大众化既是政治革命大环境下的产物,又是“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美学原则相互冲突、不断调适,并走向平衡的一个过程。可以说,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话语模式的嬗变正是政治与美学双重变奏的过程。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通俗文学回响--《小说世界》对民间文学的关照

1923—1929年通俗期刊《小说世界》刊载的民间文学文章可分为搜集整理、介绍评价、研究探讨和仿拟改编四类。这些文章在规模和倾向上受胡怀琛的影响较大。与同时期的《歌谣》周刊等其他刊物不同,《小说世界》走出了一条从民间搜集民间文学,再以民间文学改造民间社会的道路。这可视作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在通俗文学界的特殊回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抗战文艺大众化研究——以《抗战文艺》为例

《抗战文艺》贯穿全面抗战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正确舆论导向与正面宣传、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人民性与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高度契合。《抗战文艺》在语言载体、小说主题和抗战诗歌的“三重”呈现上凸显出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人民群众在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中的主体性作用,为我国在新时代做好文艺宣传工作提供借鉴。

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延安时期,由于时局的变化和解放区文艺政策的出台,知识分子发生了从相对独立的文化人到无产阶级工作者的身份转变,也相应地促成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到工农兵革命话语的转变。解放区大众化文艺创作路线的形成,昭示了知识分子身份转变的最终指向是工农兵化和无产阶级化。从文学发展的逻辑来看,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现实目标--“文艺大众化”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要求是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转变的根本原因,因此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是在“文艺大众化”目标下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政党共同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河西宝卷学科属性之辩

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变文的嫡系子孙。当前,河西宝卷的研究者们从我国民间文学的角度,以敦煌俗文学为母项,敦煌变文为子项,河西宝卷为次子项(或分支),将河西宝卷的学科属性界定在了"敦煌俗文学"的范畴。本文认为,河西宝卷确源于敦煌俗文学,但本质上应是植根于河西民间的说唱曲艺,是我国曲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本文之前,学界关于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学科属性的界定,明显反映了对河西宝卷说唱形式和曲艺艺术的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