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指称方式,有“王朝”“帝国”异说。以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研究主题之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同时使用两种说法。有学者强调,在研究中,不应称王朝为“帝国”,以为清末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帝国”之说,并建议有关“王朝”的研究应避免使用“帝国”“国家”一类“具有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就此有必要讨论。中国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是不确实的。而实际上“王朝”这一语词在历史记述中也并未见普遍通行。其实,“王朝”概念同样会面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而“国家”一类词语使用较早,汉镜铭文已有实例,恐怕不宜理解为“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也许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帝国”“国家”一类词语,应当允许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学术论著中使用。

近代昆明城市功能的历史演变

城市史研究中的“城市类型”是一个历史命题,特定城市的主要功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恒定,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变化。昆明作为西南地区连通中原最主要的典型边疆城市,在清末的边疆危机中发展迅速。近代昆明经历了自主开埠、护国起义、支援抗战等重要历史事件,逐步由一处传统的边疆省份行政中心发展为一个综合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昆明的主要城市功能发生了多次转变。

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组织的形态谱系、冲突演化与多维融合

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组织同时具备前现代化、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的因素,包含以规范为核心的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以习俗为核心的前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以虚拟和解构为核心的后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上述共存的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表现为道德习俗与法律规范的冲突、解构与建构的冲突、寻求共识的目标与不同利益差异的冲突。对此,可以以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为核心,发挥前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的道德优势,提升现代社区治理组织的道德正当性;发挥后现代化社会治理组织的技术优势,强化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的高效处理能力;展开对法律和规范的学习和认知,发挥意识形态在价值整合中的核心作用。

迈向农业现代化之路: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检验

根据2011—2021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正向促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尤其在乡村经济和生活的数字化方面作用显著,但数字基础设施还需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前、产中的农业现代化影响更为显著,其中,数字乡村建设最显著地影响了产中阶段的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其次是产前阶段的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对产后阶段的影响尚显不足。此外,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随时间、空间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而异。大数据战略实施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在高水平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现代化的助推效应更强;区域上,东部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南北差异表现为南高北低,粮食主销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影响最为显著。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课程现代化的动因及路径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课程现代化是智慧理念统摄下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课程的建构过程,课程建构方向专业化、课程建构路径智慧化、课程设置人性化、课程动力自主化是其主要特征;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高新技术加速度发展则是其核心驱动力。实现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课程现代化需要从构建现代化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智慧课程出发,通过树立岗前培训智慧课程理念、完善岗前培训智慧课程体系、优化岗前培训智慧课程环境、实行岗前培训智慧课程评价,最终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现代化教师岗前培训课程推进路径。

先秦百家典籍中德育基因的类型与现代转化

现代德育应当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以促进德育的中国化。先秦百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在其典籍中都存在可为当代德育所借鉴的思想精神。先秦百家典籍中的德育思想内容可以根据个人与社会关系划分为公德和私德,其中也蕴含了职业道德的内容。先秦典籍中蕴含的诸子德育思想受制于时代发展的局限,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内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下,利用“抽象继承法”可以对先秦典籍中蕴含的诸子德育思想进行“取精去粕”。先秦典籍中蕴含的诸子德育思想多以零碎和具象的方式存在,缺乏抽象层面的系统整合,应加强利用类型化的方法推动其体系性建构,实现先秦百家典籍中德育思想的现代性转化。

转换与再造:陶瓷器物的陌生化

陌生化是诗学研究、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有“使之陌生、奇特、不同寻常”之义。采用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陌生化系统性引入到陶瓷器物研究。作为诗学思维模式的陌生化能够突破传统器物“自动化”的魔咒,摆脱器物“前在性”的语言桎梏,悬置以“物用性”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它能够给器物性陶艺的形态构建以启迪,形态的扭曲与形变、分解与重构、组合与叠加、部件的嫁接与置换等均成为器物陌生化的重要手段。经由陌生化,传统陶瓷器物实现了形态语言与审美意义的转换与再造,成为兼具古典艺术记忆与现代审美气息的现代陶艺。器物陌生化一方面有助于强化现代陶艺同传统陶瓷艺术之间的文脉关联,同时也是器物实现现代性审美转型的重要手段。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昆明市预制菜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预制菜作为食品产业中的新兴业态,连接着现代农业与现代食品产业,既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向。昆明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农业资源,预制菜产业发展优势显著、大有可为。本文采取综合分析方法,以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我国预制菜产业的现状,探讨了昆明市预制菜产业的发展优势、综合实力和堵点难点,根据广东、上海、广西、山东等省市预制菜“产业化”先发经验,认为促进昆明市预制菜产业集中度及全产业链协同势在必行,并从政策引导、人才培养、确立标准、畅通物流、企业培育、搭建平台六方面提出了构建预制菜产业链的对策建议,以期推动昆明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雅明论中国艺术——以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汉学为中心

以触觉和技艺看待中国艺术,是本雅明一个鲜明的论述方式,这也体现于他对中国书画的看法。可以说,对触觉的重视与对中国艺术的评价,这两者不期而遇,产生了共鸣。要细究此一语境,需还原和考察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汉学界。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进入了欧洲汉学界的视野。本雅明对中国艺术的评论,也无法脱离此一汉学研究的历史语境。从20世纪上半期欧洲汉学史界的学术交往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本雅明吸收了其时汉学家杜伯秋、林语堂、亚瑟•卫利、卫礼贤等人的见解,将其为己所用以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评论中国绘画方面,通过分析被遗忘的、忽视的中国绘画经验,本雅明试图突破以往的偏见。在评论中国书法方面,通过媒介考古学的方式,本雅明区分了誊写与机器印刷的不同经验。在对现代性史前史的探索中,本雅明将视野转向了中国,试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艺术传统与本雅明笔下的西方文化现实汇合到了一个论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叙述的中国成为了一种承载编码信息的符号,用以修复西方现代性发展所导致的经验匮乏。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板桥家书》词汇史研究价值探析

《板桥家书》是由清代郑燮编著的家书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明清新词新义。该书有明代新词新义33个,清代新词新义25个,可以为语文辞书提前书证、补充词条与例证提供参考。《板桥家书》中的新词新义具有以下特点:方言词语较为丰富,文艺术语比较鲜明,词语生命力较强。对《板桥家书》中的事态助词“来”、语气副词“并”、虚词“不过”“了”等进行分析,则有助于深化对近代汉语的虚词研究。

先秦儒家“孝”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孝”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才能达到“孝”是古人尤其是先秦儒家学派较为关注的重大事件。先秦儒家关于“孝”思想主要以鲜活的对话方式体现在其各种经典当中,如何恰当理解这些蕴含丰富思想的典籍,挖掘“孝”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文化意义,以及如何以现代性的方法来开启古代先贤的生活智慧,则是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拟以现象学方法通过对先秦儒家经典的现代性阐释来体现“孝”思想的哲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论先秦道家思想对心灵归属感建立的启示

个体的地位问题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是先秦诸家争论不休的关键。对个体的关注,是先秦道家哲学独特的魅力所在,不仅影响后来魏晋玄学的蓬勃发展,更为当下的个体追寻生命价值、获得生命归属提供了正确的引导。自老子提出了减少外部“有为”崇尚“无为而无不为”为始,先秦道家中的列子、杨朱、庄子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贵柔守雌”“见素抱朴”“自然无为”“致虚守静”“居下”“取后”“贵己”“重生”等人生态度,引导人们返回真诚质朴的生活形态,强调人们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从个体生命回归、本我回归、个体超脱等不同程度建立心灵归属感,帮助个体调节与群体生活产生的摩擦,涵养生命。

西方“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范式及其“中国化”: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

关于"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西方学界首开其端,形成若干种流派。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问题相结合,表现更加多样。本文根据语义分析学中"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无限可能,以及在‘能指冲突’中理解‘所指’"的方法,一方面将各流派对前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理解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共同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事实差异;另一方面,将各流派对自由的态度作为一个维度,形成"对自由的认同"与"对反自由的认同"之价值差异。两维交叉,构成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述评框架,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各派之间的共同点与分歧所在。

方法·线索·问题——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五四”书写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别具特色的书写方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前五四”时期研究具有启发性。其哲学观与治史方法适宜于解析“前五四”时期文学的时代特色。它以独到眼光关注到了隐藏在“前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演进中的推进动力与预埋线索,在“前五四”时期的叙述中为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独特启示。

现代汉语承古词初探--以先秦时期产生的承古词、承古义为例

现代汉语承古词是分历史层次的,它们来自殷商、西周、东周等不同历史时期。有些现代汉语承古词自产生至今,语义一直未变;有些承古词的语义则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内部承古义与其相关的其他词语的繁化与简化。在现代汉语承古词中,既有基本词汇,也有一般词汇。虽然基本词汇比较稳定,但是也会出现新旧交替,有些基本词汇还能转化为一般词汇,与此同时,一般词汇也有可能会转化为基本词汇。

曾子:生命的自我审视与挺立——曾子修身之道及其现代启迪

崇尚修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中,重视道德修养以及自我道德体系建构的,可以追溯至先秦儒家。作为孔子学说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的曾子尤为注重修身。曾子关于修身的精辟论述,凝结了个人修身立德的经验智慧,把生命的内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强调修身的目标在于继善成性,实现个体道德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挺立。这些内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在新时代对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文关怀、涵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风尚,必定有所启迪。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其现代性意涵也凸显了其“问题性”意义。从社会学的视野看这一演变过程,能够使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社会学的独特意义、它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大问题的探讨获得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