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企业“临危受命”CEO如何实现业绩反转——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面临衰退威胁的企业往往期望变更C E O以摆脱困境,然而何种战略能帮助继任CEO实现企业业绩反转,现有研究未能给出解答。基于此,本文将权力理论引入研究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06—2016年变更CEO的民营制造类衰退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衰退企业继任CEO、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与反转战略的组合匹配对业绩反转的影响,归纳出“董事会主导×防御型”“外部CEO主导×探索型”“内部CEO主导×防御型”三种反转模式,发现了“董事会为主、CEO为辅”和“CEO为主、董事会监督和咨询为辅”两类制衡关系中主导者动机和能力与战略的匹配,是实现业绩反转的关键,支持了新战略领导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企业战略导向的匹配会影响反转战略有效性的命题,丰富了衰退企业业绩反转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CEO创业经验与企业资源配置——基于烙印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职业流动”视角关注CEO群体一种被忽视的先前经验——先前创业经验,并探讨其对CEO随后战略决策的影响。基于组织烙印理论,本文认为CEO先前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强资源约束情境,影响了其信息处理机制,使其偏好新颖的资源配置决策。个体的信息处理机制会在持续接触可靠信息后发生改变,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引出CEO行业经验及政府政策导向这两个可能影响烙印衰减及加强的机制,探讨其对CEO先前创业经验影响战略决策的边界条件。研究以2009-2018年中国创业板三个行业企业为样本,对上述观点检验后发现:CEO先前创业次数越多,其所在企业资源配置方式越新颖;CEO在现任企业所处行业的工作经验弱化了主效应关系,而政府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策导向则强化了主效应关系。本文识别了中国情境下既有企业与创业企业通过个体职业流动而产生的互动现象,并通过既有企业战略决策阐释了创业烙印的内涵,推进了蓬勃发展的职业流动视角下的创业研究。本文为创业者的职业生涯管理、既有企业的雇佣政策提供实践启示。

CEO变更是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灵药”吗?——基于财务困境公司的实证研究

结合财务困境的特殊背景,从CEO的角度探讨2007—2020年我国财务困境公司CEO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困境公司的CEO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将CEO变更分为正常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后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在非正常变更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CEO变更能够降低财务困境公司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CEO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仅在非国有公司、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正常变更的降低效应却在国有公司更加显著。

CEO股价崩盘经历与企业创新

基于风险规避假说和感觉适应定律,分析了CEO股价崩盘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外部环境(融资约束)和内部资源(组织冗余)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CEO股价崩盘经历抑制了企业创新;在外部环境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中,CEO股价崩盘经历对企业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强;在组织内部冗余资源越充裕的企业中,CEO股价崩盘经历对企业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强。且在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CEO聘任制度、加强公司治理及推动CEO发起并实施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参考与启示意义。

CEO教育背景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高学历水平通常意味着拥有更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更理性的行为,而在愈发重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核心管理者的首席执行官(CEO),其教育背景是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联系?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CEO教育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学历CEO能稳健地提升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CEO学历水平有效提升了CEO能力,从而促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CEO能力所隐含的声誉也是重要机制之一。分项检验结果显示,高学历CEO主要提高了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及信息与沟通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代理问题成本高、规模小的企业,高学历CEO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CEO个人特征的经济后果研究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经理人的治理作用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

盈利能力、现金流波动与现金股利——CEO权力的调节效应

选取我国A股市场2006—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低盈利能力高现金流波动对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意愿、外部融资需求的影响及CEO权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低盈利能力高现金流波动会降低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增加股权再融资的需求,但是CEO权力会显著增加这类公司支付、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进一步分析可知,CEO权力可以显著增加非国有产权公司、低竞争程度公司支付和增加现金股利的意愿,显著增加有股权激励制度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意愿和无股权激励制度公司增加股利的意愿。

数字导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CEO自恋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采用2016—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数字技术范围、数字能力、数字生态系统协调和数字架构配置四个维度探讨企业数字导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理,同时引入微观层面的CEO自恋因素以观察可能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导向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范围和数字能力对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生态系统协调和数字架构配置对利用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EO自恋因素正向调节数字导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导向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双元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导向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在外部创新需求低、企业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CEO股权激励高的情况下,数字导向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更明显;在外部创新需求高、企业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CEO股权激励低的情况下,数字导向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更明显。本研究深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探讨,为政府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建议。

CEO绿色经历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在环境污染愈发严重、环境保护目标愈发明确的背景下,企业作为污染排放的重要源头,实现环境绩效提升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CEO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主要执行人,CEO所具备的绿色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影响?论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绿色经历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雇佣具有绿色经历的CEO能够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在非国有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重污染型企业中,具有绿色经历的CEO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绿色经历的CEO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提升环境绩效;同时,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公众环境关注正向调节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CEO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将为企业合理利用人力资源,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乡村CEO”推动乡村振兴主体创新的实践机制研究

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但对于乡村人才创新实践机制的揭示却明显不足。通过对云南省域内多地市乡村CEO政策实践的案例研究,探讨新兴兴村主体助推乡村振兴的行动框架。研究表明,与乡村CEO“高嵌入性—高公共性”的主体特征相关联的“主体嵌入—功能融入”框架可以确保乡村CEO的主体合法性与有效性。乡村CEO助推乡村振兴的本质在于其作为村庄运营的主体,通过制度性主体嵌入和结构性功能融入,将探查村庄内部需求和外部发展干预有机融合,以集体资产整合与盘活的职业活动促进乡村内源式发展。前者依赖政府围绕乡村CEO进入、成长、使用、退出的集成式制度牵引,后者依赖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场域内运作,两相顺承,共同驱动人才振兴引领乡村振兴。

党员CEO促进了ESG责任履行吗?——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ESG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党员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CEO与ESG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CEO促进企业承担ESG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ESG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CEO对ESG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推动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党员CEO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丰富了党员CEO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ESG表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CEO开放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并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开放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双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调节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在经济不确定性较低、CEO开放程度较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自愿型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还为加快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CEO任期、薪酬激励与企业双元创新

双元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CEO任期对企业双元创新会产生何种影响尚未得到统一结论。以我国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CEO任期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CEO任期对探索式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对开发式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薪酬激励在CEO任期与开发式创新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CEO任期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CEO任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抑制探索式创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CEO任期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论在丰富双元创新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企业科学完善CEO聘任制度和激励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跨国企业CEO开放性特征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创新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入手,选取年龄、任期、海外背景和学历等特征,构建出跨国企业CEO开放性特征指标,分析CEO开放性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了融资约束与冗余资源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究其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跨国企业CEO开放性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在CEO开放性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不同性质的冗余资源调节效果不同,沉淀性冗余资源负向调节CEO特征与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在CEO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CEO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能够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发掘企业绿色创新潜力。基于此,利用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探究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两种中介机制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及行业竞争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结论丰富了CEO信息技术背景的经济后果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推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自恋型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CEO自恋这一心理特征,运用高阶梯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民营企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探讨了CEO自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CEO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恋型CEO可以促进企业履行ESG责任;CEO年龄、教育背景正向调节CEO自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从CEO个人层面丰富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扩展了自恋型CEO作用结果的相关文献;对民营企业积极履行ESG以及经理人市场构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家族企业异质性对CEO薪酬的影响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308个上市家族企业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家族企业异质性对CEO薪酬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企业绩效不好或家族所有权涉入不高,且企业处于发展初期但规模较大时,企业高速扩张需要吸引外部人才为企业注入活力,从而愿意为CEO提供更高的薪酬;家族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意愿不高时,经济效益成为家族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此时企业的大规模和高绩效也可以促使家族企业CEO的高薪酬;此外,家族企业CEO非高薪酬存在三条路径,一是家族企业所有权涉入不高、企业绩效不好且规模较小时,会促成创始人CEO的非高薪酬;二是企业成立时间较长,但规模较小且绩效较低时同样会促成创始人CEO的非高薪酬;三是在企业低绩效情况下,即使家族所有权涉入和董事会涉入较高,创始人CEO也不会利用其权力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即会带来创始人CEO的非高薪酬。家族企业CEO非高薪酬路径均呈现出创始人任CEO以及企业绩效不佳的特点,并与家族企业CEO高薪酬之间存在因果非对称性。

CEO股权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取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以及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研究CEO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过度方面;融资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者的负面效应,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股权激励带来的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出现在研报关注度高组、男性CEO组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组。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企业对CEO股权激励以及投资效率相关的认知,对推动企业提高投资效率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

CEO权力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效应

在创新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企业成长理论和管理权力理论,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CEO权力以及其四个维度的权力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检验数字化转型在二者之间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CEO权力以及其所有权权力、结构权力、声誉权力和专家权力四个维度的权力对企业创新能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CEO权力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作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结果明晰了不同维度的CEO权力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CEO权力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传导效应,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过程中CEO权力的合理配置提供经验启示。

CEO开放性、动态能力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2010~2020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动态能力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团队结构特征(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CEO-TMT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开放性对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与CEO-TMT权力距离均在CEO开放性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增强了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而CEO-TMT权力距离弱化了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从CEO开放性、动态能力以及高管团队结构特征等方面提出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建议。

CEO谦卑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通过138家企业的多源多时点数据,探讨了CEO谦卑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CEO谦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容错氛围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容错氛围中介了CEO谦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高绩效要求负向调节CEO谦卑和容错氛围与企业绩效的倒U形关系,当企业高绩效要求越低时,倒U形关系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