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主张的地方性刻写——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遗存研究

四川省巴中地区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地带,在革命年代,这一地区红军活动密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与宣传党和红军方针政策的石刻标语成为该区域红色记忆的重要留存形式。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对这些石刻标语进行了分类梳理,并详细介绍了其刻写过程。石刻标语是一种革命的文本形式,其背后承载着书写与刻画的行为何以表达革命主张,进而成为实现地方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书写刻画充分展示出革命时期社会全面动员的状况,既是红军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表达社会情绪的重要渠道,作为一份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也承载着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作为理解中国革命的“线索”,红军石刻标语因其独特的社会科学价值,应当值得学界进一步展开研究。

信息化赋能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价值分析

革命文化资源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信息化赋能革命文化资源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意蕴。信息化虚仿矩阵的温度、数据场域的深度、平台聚合的效度及符号编码的力度拓展了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实践时空;信息化符号具象解码、复归记忆之场和两维体验场域增强了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政治认同;信息化赋能融情于艺、寄介于景和寓教于游的三重进路拓展了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方法。

大党独有难题的认知逻辑与破解之道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共产党方能行稳致远。党以整体规模大、历史跨度大、志向抱负大等显著性特征展现“大的样子”,大党基于应有的“大的担当”肩负党内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治理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要实现高效能治党治国,必须从思想理念、政治整合、能力提升、精神状态、防错纠错、生态营造等方面剖析面临的独有难题,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的终极破解之道,依赖“大党之能”,借助能力涵养从领导权威、思想指南、本领本事、斗争精神、自我革命、人民支持上形成一揽子行动方略。

“大思政课”背景下红色资源与思政课“融合”路径研究

红色资源是融合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双重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挖掘思政育人元素,赋予红色文化以新时代内涵和特色,将红色资源有机融入思政理论课,融入思政实践课堂,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是新时代思政教师秉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要命题。

能指与所指在革命历史建筑文创中的设计研究

革命历史建筑是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蕴含特殊情感镌刻其中,是建筑技术与革命文化的体现。革命历史建筑文化面临“内涵弱化、同质化严重”等困境。因此,旨在运用能指与所指符号的设计理论与方法。将地域文化、传统手工艺与革命历史建筑融合设计,纵深内涵探索,扩宽传承路径。首先,分析能指与所指在革命历史建筑旅游类文创产品属性中的物质层与精神层价值;其次,提出能指与所指在革命历史建筑旅游类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探索过程:其从能指符号的外放呈现、所指符号的内核挖掘总结创新;最后,进行黑龙江革命历史建筑元素具体的设计实践。验证上述创新设计思路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可为其他革命历史建筑旅游类文创产品提供参考。

论革命精神助推乡村振兴的积极意义、渗透作用与提升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下,2023年是奋力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但乡村振兴战略任务仍摆在面前,面对当前形势,全党上下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将革命精神融入乡村振兴中使之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初心之“钙”、信心之“钙”、决心之“钙”,并用革命精神中的理想信念、攻坚克难、改革创新激发乡村振兴的意志力、战斗力和持久力,使乡村振兴在革命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以理想信念提升乡村内涵,以攻坚克难深化乡村治理,以改革创新促进乡村发展,让革命精神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寻求善治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小学语文革命文化内容的项目式教学:价值及其实现

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中革命文化内容育人价值的实现需要发挥好教学的转化生成作用,项目式教学为此提供了新视角。在革命文化内容中探索项目式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强化学生情感认同,培育学生行为自觉以及促成学生深度参与。研究认为,革命文化项目式教学的构建理路在于:聚焦核心概念,确定革命教育适切目标;关联社会生活,创设革命教育生动情境;衍生系列任务,设计驱动任务趣味育人;基于深度理解,实现育人动能相互补益;展示项目成果,促进学生多元主体互动;搭建评价框架,凸显以评育人协同价值。

基于融合发展的延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革命文物由于数量多、分布广,存在保护不平衡、展陈同质化、辐射带动效果不佳等普遍性问题。本文以延安革命文物为例,构建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价值的要素体系,从全域资源视角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分析革命文物空间集聚性、城市关联性、道路通达性、资源组合性等空间特性,提出“分类保护、轴线带动、组团开发”的保护利用空间策略,探索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和融合发展的路径,切实推进革命文物内涵价值和空间特质融入现代生活,改善民生福祉,赋能老区发展,促进延安精神传承弘扬。

意义体验下的西安红色革命文化互动装置设计研究

体验经济时代下,通过文化意义体验创新,使受众在与互动装置互动过程获得情感以及精神层面的意义体验,从而增加文化的认同感。文章分析了文化互动装置与体验设计相关理论以及现状,结合“文化三层次”理论、符号学相关理论,探索了基于意义体验的文化互动装置设计转化方法。通过具体设计实践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基于意义体验的西安红色革命文化互动装置设计研究是以体验设计以及符号学视角来实现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桥梁,通过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创意设计转译,为西安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方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基于20个革命老区的实证

文章基于系统理论和组态视角,聚焦革命老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及其多因素联动效应。采用动态QCA方法分析2016—2021年我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组态效应,并通过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探究各组态在革命老区覆盖度上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并不构成高共同富裕水平的必要条件,但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必要性存在逐渐递增的时间效应。四条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较高,都在0.85以上,进一步提炼出共同富裕的四条组态路径,分别为“人力-科技联动型”“制度创新主导型”“科技创新驱动型”及“乡土资源开发利用型”,其中,人力资本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时间维度上,总体表现为解释力逐步增强,且2020年出现骤增拐点;在空间维度上,有两条组态的覆盖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

长镜头呈现:革命传统进语文教材的一种新方式

调研发现,作为革命传统进语文教材的主要载体,革命文化课文的教学难点集中于学生对革命人物崇高言行举止不理解甚至不相信,而“理解”恰恰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溯源获得统编小学语文所有革命文化课文的原文后,发现课文与原文的最大差异是情境虚化。这种虚化主要缘于文质兼美、篇幅适度的改编常规要求,但革命文化课文的“教材位”在于文化传承,深入理解是焦点任务。“长镜头”因其能够呈现更真实而连续的情境,并形塑出更可信可亲的英雄形象,成为实现该焦点任务的首要路径。为此,革命文化课文改编应更多关切指向革命传统主题理解的难易度要求,针对革命文化文本的现象历史性、情感崇高性和内涵抽象性,保留充盈的相关情境并基于教材容量以相应形式合理呈现。

革命传统“进高考”的理据、价值与原则——以高考语文为例

推动革命传统教育加快进入新课程、新教材,需要与各个学科评价的内在需求相结合,在高考内容改革中有所反映。以高考语文科为例展开讨论,在明晰革命传统“进高考”的政策和学理依据基础上,提出高考语文融入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具有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效载体、重构革命文化融入课程体系的行动路径、实现革命文化思想内涵与情感价值的具象建构等独特的价值意蕴,进而提出以侧重缘文悟道、注重思维考查、引导知行统一为“进高考”的三大基本原则。

“遗物”“实物”“文物”:革命文物概念的历史演变

革命文物作为一个特殊的文物类型,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光大革命传统强大功能.这种功能不会自行发挥作用,必须通展陈宣传才能传导给广大人民,使之转化为有实际效能的精神食粮.利用革命文物展陈宣传革命传统和弘扬革命精神,必须首先明确革命文物这一概念.因为,革命文物这一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统一的术语,而是在革命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演就而成的.为了给使革命文物的各类展陈宣传具有统一的格式,对各革命历史时期革命文物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一较全面梳理,以供革命文物展陈宣传方案制定者参考.

红色场馆开展革命文物教育的工作机制、现实困境与改进策略

作为红色场馆的重要职能,革命文物教育是了解革命历史、培养革命情感、认同革命文化和形塑革命品质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互动仪式,革命文物教育由仪式准备、仪式媒介和仪式结果三层结构组成。当前,红色场馆开展革命文物教育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一种失败的仪式体验,强制、失效和受限的互动仪式压抑了教育的功能和活力。因此,革命文物教育应当从三个方面优化互动仪式,包括改善教育情境,探索群体参与;深化教育叙事,唤醒情感共鸣;书写文化记忆,完善知情同构。

数字科技何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专精特新企业为实现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实际,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质优和先进性为鲜明特征,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目标诉求,以“革命性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大核心要素为中间承载,以专精特新企业为实现主体,以数字科技为支撑赋能,建构“新质生产力—三大核心要素—专精特新—科技赋能”逻辑关系。首先,从宏观层面解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指出革命性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要素。其次,聚焦专精特新企业的“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点,阐释三大核心要素引领、推动、实现专精特新企业专注深挖、精益求精、别具一格和引领创新指标的承载作用。最后,基于数字科技的持续性创新、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和数字人才培育维度,揭示出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更高效地推动技术创新,更灵活地配置资源,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的“转变”问题

历来对于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莫衷一是。对此两种观点的表述加以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各有其理由,而又各有其偏颇。以外在表现观之,似是跳跃,而从内在逻辑观之,则有其一贯性。故从总体上看,是发展而非转变,但发展中有扬弃,有厘清以至“飞跃”,故仍有“转变”,但并非“方向转换”。从鲁迅个人来看,还是一种出于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再加上时代条件的变迁所给予的机遇,使他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换或本质性的改变,更没有政治态度与立场的改变,考虑到“转变”一词在当时具有一种特殊含义,故用“发展”说更为合理和合适。

以“乐”施“教”:苏区文艺功能价值论

苏区文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非仅仅是一种活跃苏区军民文化生活的艺术形态,而是作为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重要的宣传工具,自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大使命:一是通过革命启蒙,唤醒了苏区军民的阶级意识,并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政治纲领,彻底解决中国农村中分配不公的土地问题,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二是通过战争动员,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了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并从思想上明确保卫苏维埃革命政权,就是在保卫贫苦农民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进而充分调动他们参加这场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三是通过统战工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内战士气,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全力以赴去保卫中华民族的美丽家园。苏区文艺这三大功能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红色文艺的光荣传统。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弘扬中国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党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宝贵资源。弘扬革命文化,必须把握党的初心使命,深入挖掘革命文化的精神谱系,以大历史视野认识革命文化源流,以唯物史观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加强学科建设,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强化革命文化的教育功能。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述评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1981年至1996年,史料汇编大量出现,探索性研究形式表现为对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1997年至2015年,史料进一步完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2016年至今,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研究内容涉及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军建设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不断增强,学界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展望未来,要深入挖掘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史料,强化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深化研究的时代价值,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