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进高考”的理据、价值与原则——以高考语文为例

推动革命传统教育加快进入新课程、新教材,需要与各个学科评价的内在需求相结合,在高考内容改革中有所反映。以高考语文科为例展开讨论,在明晰革命传统“进高考”的政策和学理依据基础上,提出高考语文融入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具有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效载体、重构革命文化融入课程体系的行动路径、实现革命文化思想内涵与情感价值的具象建构等独特的价值意蕴,进而提出以侧重缘文悟道、注重思维考查、引导知行统一为“进高考”的三大基本原则。

“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的“转变”问题

历来对于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莫衷一是。对此两种观点的表述加以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各有其理由,而又各有其偏颇。以外在表现观之,似是跳跃,而从内在逻辑观之,则有其一贯性。故从总体上看,是发展而非转变,但发展中有扬弃,有厘清以至“飞跃”,故仍有“转变”,但并非“方向转换”。从鲁迅个人来看,还是一种出于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再加上时代条件的变迁所给予的机遇,使他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换或本质性的改变,更没有政治态度与立场的改变,考虑到“转变”一词在当时具有一种特殊含义,故用“发展”说更为合理和合适。

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的缘起、路径和价值

民间文艺自古以来发挥着劝善规过、化育民风的教育功能,但是在正统教育中很难有立足空间。“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儿童教育问题,大力倡导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儿童本位教育”,探索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呈现教育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通过国文教材、音乐教学、课外读物、课外活动等路径,使民间文艺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有利于发展语文能力,更在于借助这种儿童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革命真理、熔铸民族认同、塑造党的形象、激发斗争意志、普及生产知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中国革命儿童文学的生成、演进与反思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革命儿童文学便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发挥着对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等宏大话语的言说功能。在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视域内,对革命历史的追忆与重述使得革命儿童文学被拉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在新的文化场域内,儿童的个体成长与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勾连,向儿童宣叙“革命家史”,突显出成人对儿童的现实教育意涵。借此过程,成人通过对历史的陈述完成了由“事实的历史”向“叙事的历史”的转换,并创建起新型的文类秩序。而被成人编排进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儿童则顺利跻身于革命大家庭,其依凭特有的心理、视角、行为在完成对革命历史的述说之余,也以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身份实现了对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而在后革命时代,从思想变革的角度重审革命儿童文学,探寻与重塑战争语境下儿童的主体价值,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的艺术出发点。

《少年漂泊者》与革命文学的蒋光慈模式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奠基人。虽然《少年漂泊者》是蒋光慈的小说开篇、革命文学的初期样本,但是却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双重的历史意义。在政治意义上,它是当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热心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的“指路明灯”,是革命家认识社会、理解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文学意义上,它不仅开创与引领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潮流,而且以鲜明的阶级立场与叙事伦理、明确的内容取舍与价值倾向,以及具有示范意义的叙事形式,确立了革命文学的写作范式——蒋光慈模式。《少年漂泊者》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文学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皖西故乡书写

蒋光慈是从皖西大别山走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皖西这片革命的热土深深地滋养着他影响着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蒋光慈常常把写作背景置于皖西乡村,以革命的笔触审视家乡,以作家的眼光回忆故乡,融皖西田园空间图景于革命叙事之中。在《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乡情》等革命小说和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皖西山川风物、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凸显。这些畅销的诗文既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也扩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并从一个角度见证了皖西革命历史。

丁景唐藏书特色、旨趣及其归宿

丁景唐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文史专家、编辑出版家,也是有名的藏书家,收藏了大量现代文学方面的书刊。丁景唐的藏书旨趣包括:藏书致用,先“公藏”后“私藏”,化私为公。他以藏书为基础进行研究,出版了重要专著。丁景唐注重版本收藏,在藏书上题签、批注、钤印,随时记录读书心得,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引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革命文学(1918—1949)述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与现代文学的发展同向同行,其中革命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在反复论证与不断调整中获得成长。1918至1926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1927至1936年间的左翼文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1937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为研究内容,以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家的文艺思想主张为切入点,揭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掀起革命的巨潮——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鲁迅革命文艺运动对话观考论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鲁迅针对创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对话场域与对话架构提出与“革命文学派”不同的思路,分属于国际共产主义文艺运动中两种相互纠葛的对话传统。鲁迅充分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勃兴的必然性,并深刻总结及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俄初期文艺运动等关于对话架构创建和对话实践探索的有益经验,以及遭遇到的普遍性理论与实践难题,在认可以思想斗争为核心的对话行为的前提下,探究如何为新兴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创建良好对话场域、理想对话架构及对话伦理规则等。鲁迅的思想成果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文艺家依据20世纪20年代新俄初期文艺运动的经验,更为全面客观地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未来发展路径,并成为推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立的关键性因素。

革命文学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向

在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传入中国时,日本是重要的理论中转站,此时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集中于“精神上的构造”“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两方面意涵。而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后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及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也逐步摒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日本因素,实现了与俄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对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重心,也随之转变为强调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立场。革命文学运动时期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立场的绾合,对中国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清上述理论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政治新名词”与清末的“革命文学”

文学的变革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面,尤其是表示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与“外来语”。清末“诗界革命”所倡导的新题诗,长期以来因其不能突破“旧风格”的藩篱而为史家所诟病,而清末大量的政论文更是不被当作文学来看待。但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正是清末这些“满纸新名词”的诗文,为日渐僵化的旧文学焕发新机,提供了新的思想与语言形式。

革命主体的演进:从个体到阶级、群体与大众——中国左翼文学演化的一种精神轨迹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依凭阶级意识的分野,不但抛开了传统观念中家族意识的牵绊,还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建构的“国民”神话,他们直接以“阶级”的概念将大众命运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阶级”属于“群”和“集团”的概念,面对阶级兄弟的苦难遭际,“个”必须与“群”相结合并共同战斗才能获得政治权利和真正的“个性解放”。左翼立场使得左翼文学作品凸显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很少见的主题模式,即对劳苦大众的“启蒙”最终演变成了“推崇”,进而使得“大众”的主体形象得以建构。抓住阶级意识、群体意识和大众意识这三个维度,也就把握住了左翼文学思潮的主导趋向、价值取向、政治立场和文化选择。

“阿Q之死”背后的“时代”问题——对《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一种解读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频繁出现的“时代”“现代”等词汇颇具深意。青年革命者继承了五四一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时代”成为价值及意识形态本身,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具有现代性的要素。革命文学与启蒙文学用“新”来否定“旧”,否定行为的重复发生却又在线性时间中构成轮回,体现出两类文学之间奇特的“断裂的延续”。这种“断裂的延续”还体现为启蒙方式的转换与启蒙程度的深化。“阿Q之死”既是革命时代到来的隐喻,也是农民在文化斗争中摆脱被动地位的隐喻。

论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的空间叙事

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空间叙事为媒介,将个人成长、乡土秩序重建、社会转型串联起来,使三者与革命历程发生主体性对话,展现山西乡土世界寻求新生的动力与革命理想的吻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园重建渴望,并非单纯的政策图解。

《革命文豪高尔基》的编译与传播探究

探讨《革命文豪高尔基》的编译与传播,以丰富对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出版实践的认识。文章分析《革命文豪高尔基》的编译背景、编译动机,折射出邹韬奋为偶像人物精神所感召,以及敏锐的出版人嗅觉、争取言论自由及政治独立的抗争精神。《革命文豪高尔基》的传播过程不仅是彼时国内苏联文学出版热潮的映照,它的诞生也对理解邹韬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心境、彼时左翼书刊的出版与阅读,乃至邹韬奋私谊网络的拓展、社会声望的扩张都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理论“误读”: 再论太阳社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引介与运用

在1928年中国左翼文坛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率先译介了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以此作为“新兴文学”重要的理论支柱。太阳社关注“藏原理论”,既是缘于新兴文学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艺理论诉求,又存在与创造社“理论竞备”的现实契机。而“新写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及其演变轨迹,实际与太阳、创造二社同茅盾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相伴相生。在茅盾与钱杏邨的对话关系中,正是对于“新写实主义”之无意/有意的误读,部分造成了论争的错位、激化,并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路径及走向,“钱杏邨理论”与“藏原理论”之差异亦由此呈现。钱杏邨的理论取舍与得失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早期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实践的普泛性困境。

版本价值视域下民国时期革命文献保护与推广策略研究

革命文献对于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时期革命文献兼具民国文献和革命文献的特征,在保护与推广工作中具有特殊性。文章从版本价值视角出发,辨析民国时期革命文献的概念、特征和版本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分级、分类、标准、保护及推广模式,提出了民国时期革命文献保护与推广的策略。

“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学理与挑战

历史看待近年来开始活跃的“红色文艺”概念,还处于意义建构期,直接将之运用到文艺史研究中势必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如果将“红色文艺”具体化为“红色革命文艺”,它所包含的整体性视野,对于重新审视其内部相关文艺现象的概念命名、源流关系,它们与中国古代文艺传统、外国文艺传统和“五四”文艺传统的关系,还有文献整理中的问题,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以具体时段划分后的“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在概念命名上并不严谨,对整体源流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在与相关文艺传统关系的梳理上缺乏说服力,相关文艺梳理也存在不足,这些问题的形成与研究界缺乏整体视野有密切关系。在更大的视野上,“红色革命文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关于“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民族-世界”等重大问题悬而未决的结果,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突破,进一步深化对“红色革命文艺”历史的认识是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