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视角与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研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文体形态演变发展的历史。立足于本土文学批评理论本身,借鉴西方文体形式批评的研究角度与思维方法,从文体学角度来研究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对于发掘与认识中国文学思想的民族特征,深化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古诗词曲英译中声音文化的展现

声音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声音美是指通过平仄、韵脚等达到的韵律美。大多数学者重视狭义的声音美而忽视了另一种声音美——广义的声音美,即声音的文化内涵美。在古诗词曲里,不同鸟类在不同情境下其叫声引发的联想意义是不同的,本文以此为例,从声音文化内涵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展现诗歌的声音美。

古典的法则与明晰诗意的生成——读李少君《草根集》

李少君的诗歌写作在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上,自觉地遵从属于"诗教"传统的古典法则,这种古典法则是对三重时间结构的想象与依托来构建的,同时这一法则也建构了一种明晰的诗意。

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影响甚巨,古朝鲜李朝正宗李祘便是接受此影响,又以国主之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例。李祘对中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于朱熹之学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朱熹的哲学、文学思想对于朝鲜中、后期的政坛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与正宗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正宗还亲自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又命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于研究杜甫、陆游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宗以其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实绩,证明自己是"拿来主义"的高手。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 ,“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 ,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 ,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 ,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 。

崔颢、李白名诗格律研究

唐人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诗是流传千古的名诗。崔、李及同时代人均未说是七言律诗,然而宋代至今均有学者大家硬说崔、李之诗为七言律诗。本文根据七言律诗平仄格律规则,详论崔、李之诗不是七言律诗,而是七言古诗。

试论《玉合记》不为“宜黄腔”而作

本文主要就徐朔方先生之“《玉合记》为宜黄腔创作说”,提出质疑。并通过对清商乐、南曲格律、用韵等大量材料和文献的分析、考索,发现徐先生的的观点与《玉合记》的实际情况颇不相符。我们认为《玉合记》不为宜黄腔而作,这有梅氏的交游诗文、自述以及《玉合记》的有关内容可资佐证。

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评闻一多的新诗社团活动

清华时期,闻一多热衷新诗创作,参与清华文学社编辑活动,领导诗歌组同学展开诗歌讨论,出版诗歌刊物和书籍,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进行思考;新月时期,作为一个学习艺术,了解西方艺术,又渴望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实现了诗歌观念上中西合璧的设想,提出了新诗的"三美"理论,对中国新诗进行诗艺尝试,成为新月诗派的代言人;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以一个中年教师的身份引导学生寻找原始生命力,整理民歌,与学生一起制定诗歌纲领,编辑《现代诗钞》,自觉承担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具有历史性意义。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Frost的诗Stopping by Woodsona Snowy Evening

弗罗斯特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秉承传统的诗歌形式,以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经历描述了现代人疑惑、失落的两难困境,这也是弗罗斯特的诗长盛不衰的原因。文章以弗罗斯特的诗StoppingbyWoodsonaSnowyEvening为例,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分析了这首诗的结构特征和思想内涵。

缪斯的虔诚守护者——论万龙生的诗歌创作

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领域,诗人万龙生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他怀着对诗神缪斯一颗虔诚的心,真挚地歌唱出对诗歌、对生活、对情感的炽爱与感动,他的诗歌创作为促进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近体诗“拗救”说之检讨

对近体诗＂拗救＂的讨论,前人多为臆说。本文在调查唐代律诗中的＂拗＂病分布的前提下,结合永明诗病进行甄别考辨,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唐代律诗＂拗＂病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联）＂集中出现在五言绝句第一联和五言律诗尾、首两联上;其次是七言绝句第二联和五言律句颔、颈两联上,七言律诗犯＂拗＂病的很少。第二,惯犯＂拗＂病的律句是首（绝句为第一联）、尾（绝句为第二联）两联的出句,单句易犯＂拗＂病,偶句很少犯病。据此推断,＂拗＂病的犯病习惯初始形成于五言绝句,其后再向五言律诗的首、尾两联扩展,然后逐步向颔、颈两联蔓延。其病因都与五言诗病密切相关。二、律诗惯犯＂拗＂病的普遍规律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是首、尾两联。第二,惯犯＂拗＂病的诗句是五言句。第三,惯犯＂拗＂病的字音是第三、第四两个音节。律句所犯＂拗＂病与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四种拗病中,蜂腰拗、鹤膝拗居律诗犯拗之首,与古体诗多蜂腰、鹤膝句式相吻合。三、律诗初创时虽有禁忌、规避诗病的规定,而唐人作诗并无避忌的意识和习惯,由此证明＂拗救＂理论无实践依据。

重涉:典律的生成——当前新诗问题的几点思考

以新诗百年反思为切点,对新诗之"新"重新发问。指认当代新诗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随意性不断打破应有的局限,只见探索,不见守护,只求变革,不求整合,造成标准的丧失与本质的匮乏,量的堆积而致品质的稀释。由此提出重涉典律、追寻本体、收摄汉语诗歌之语言根性以求"安身立命"的诗学命题。

有方与通变: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论刘勰诗本体论中的诗文体观

刘勰诗歌在形式本体上，即“怎么写”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的重文体、重语言、重体验、重想象都符合今天我们研究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诗有恒裁”为代表的“体”的形式规范观偏向于传统与保守，“随性适分”代表的“体”的选择进化观偏向于现代与改革。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发现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本文还在诗学的现代视野中探讨了刘勰诗本体论中的形式论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特别是对当前现代汉诗文体建设具有的积极意义。

闻一多诗学的价值

闻一多是现代汉语诗体形式最主要的建设者。他新诗形式的基本思想是打通中西诗学 ,在借鉴西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律诗形式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材料 ,进行多种格律形式的构建以建立现代汉语诗体形式。

闻一多诗歌审美观新论

成熟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诗歌审美观。闻一多诗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诗重生命意识,但须诗境与尘境相融;诗以抒情为本,但须以理控情与情理调协;诗讲意象抒情,但须感兴与印证功能兼容;诗要求形体格律化,但须音组节奏与语调节奏汇成一体。闻一多的诗歌审美观贯穿着这种二元统一的辩证思路。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

精于格律的风雅词论略

论述了南宋风雅词派的渊源、成因、题材取向以及审美规范,通过分析姜夔、吴文英代表词作,指 出风雅词派的主要特点是词语雅化、精于格律、炼字炼句、用典隶事,既源于婉约词派,又异于婉约词派。